有意思的是，就在服务公司商店逐渐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开业的前夕。
“北极熊”的兄弟单位，当然也是隐隐的竞争对手——“义利食品厂”。
竟然在多种经营的业务上，抢先发了一枪。
4月20日，共和国的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京城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
应该说，开业典礼折腾出的动静实在不小。
敲锣打鼓，鞭炮声声中，“义利”请来了市长亲来剪彩，陪同的罗阳也跟着市长上了新闻照片。
西方国家驻京记者是闻讯而至，美联社发表的电讯稿，将其比喻为“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这样一来，京城百姓看过报道后，也都蜂拥而至，争先恐后，从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
为的是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
还真别说，当人们走进餐厅，还真没失望。
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怡人的空气。
一百五十平米的餐厅店堂步布置得典雅豪华。
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得有限的空间变开阔了。
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座椅井井排列。
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
特别是这里还多了许多人们未曾见过的新鲜玩意。
顾客们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一分钟就能把手烘干。
开票的服务员使用的是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
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塑料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
而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无不是一次性的……
总之，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让京城的百姓开了眼。
也让他们为能亲身体会到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感到欢欣雀跃。
于是开业没多久，“义利快餐厅”的日销售额轻而易举就达到了六七千元。
这以当时社会的消费水平来看，无疑是一个销售奇迹。
不过就在新闻媒体不遗余力的报道宣传，社会上由此引发“西餐是否符合国人口味”，“二十元平均价位是否太过昂贵”的相关辩论的时候。
洪衍武却对“义利快餐厅”花团锦簇、欣欣向荣的营业状况，很不以为然。
必须说清楚了，他可不是犯酸，而是看得明白。
因为尽管抢跑了好几年，但这次“义利”在快餐领域首开先河的尝试实在是不怎么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义利”的“洋快餐”，本质上就是假的。
在考察过诸多国家之后，“义利”厂方最终选择了和一个亲近大陆的港商合作。
可这个港商的饮食公司实力并不怎么样，仅仅属于小型公司。
自然了，所带来的洋口味既不正宗，也没有推陈出新的能力。
其次，是当时餐厅的装修、灯具，以及消耗性的用品、餐具，本土企业还生产不出来。
大部分都需要进口，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资金消耗缺口。
再加上这个餐厅的合作本身又掺杂了一些政治合作氛围，经营管理完全跟不上劲。
国内体制的弊病依然故我，这就导致员工内部浪费很严重，进一步拉低了利润。
这么一来，这家快餐厅的销售价格既无优势，利润率也不高。
如果从体验上讲，这里跟“马克西姆”和“莫斯科餐厅”完全没法比。
于是乎，像文艺界、体育局、新闻界，这些主要光顾这里的人，惠顾一次两次，就不会再来了。
他们也只是尝尝新鲜，谁也不傻，晕了头的才会再当回头客。
那么综合而言，败因其实打一开始就埋下了，这买卖要不黄才没道理呢。
这也是为什么原有历史里，“义利快餐”终究没有发展起来，半死不活的吊命到了2002年。
然后就随着拆迁改造，不声不响的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所以说，洪衍武对“义利”只有同情，毫无羡慕，更谈不上压力。
相反的，他倒是对杨厂长觉得“服务公司迈步有点太小了”的想法很不屑，很不满。
更对其要把服务公司未开张的餐厅改为“西式快餐”的荒唐想法，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大厂长啊，不是我说您，您这可不对啊！光看着别人家孩子好啊？您就不怕伤自己亲骨肉的心吗？”
“我跟您说，他们这么热闹那是表面，咱得算算性价比啊。办这么个的餐厅的钱，顶得上弄条方便面的生产线了吧？而且之后还得持续投入外汇资源。”
“反过来咱们的零售点儿，每月多多少少还能给弄点外汇回来。这里外里那个划算？”
“更何况他们用了多少人，咱们又用了多少人？真要平均算每个人创造的利润，咱们也不比他们差。
“还有，人家‘义利’弄西式快餐，是因为人家有独特优势啊。名气和产品结构上，都占着便宜呢。人家是英国人创办，沪海进京的老牌子。这么多年了，一说面包和巧克力，京城人就认他们家，觉得正宗。他们用自家的产品，也能降低不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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