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意外，县医院根据检查结果，初步诊断大柱叔是白血病。但至于是哪一类的白血病，还需要到高一级的医院做进一步地诊断。
养父母和我爸爸妈妈都来了，“大柱啊，不要有负担，常书给你养老，给你看病，都是应该的，都是他欠你的。再说啦，我们家，就是不缺钱。你看看，这几个孩子都能挣钱，好好治病啊。”妈妈满脸心疼地说。
养母也是疼惜地说：“大柱啊，一定要听话。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耍脾气啊，一定要听话。我们都支持你，好好治病，钱不是问题，放心吧。”
二柱叔蹲在病房的角落里，往墙的一角扭着头。我们都知道，他在掩藏悲伤。
他的身体时不时地颤抖着，他哭了，哭得非常伤心。
他们从小跟着父母来到皖北的这个小村子，因为是外来户，受尽了欺辱，甚至媳妇都让人给欺负跑了，唯一的孩子也被逼走了。
如今，眼看着女儿要出狱了，自己的哥哥又得了重病。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下就把他压垮了。
但除了流泪以外，他真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发泄。
爸爸非常干脆地笑着说：“抓紧的吧，早去早治疗，治好了，家里还有一堆活等着你干呢。”
大柱叔惨笑着，流着泪，穿着衣服。我们办理了出院，二哥开着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
爸爸妈妈、养父养母他们都跟着送到了车站，一再交代我，“常书，不要怕花钱啊。无论是啥病，只要花钱能治好，一定要治，钱不够就给家里打电话，随时给你打钱。”妈妈非常认真地说。
我们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在大哥的协调下，找到了医院里的熟人，给安排住院了。
经过检查，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属于较好治疗的一种。
大柱叔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我看着心疼，也找来了医生，仔细地给他科普了一下，耐心地讲解了白血病的种类及其治疗办法，以及康复率情况等。
这时，他才渐渐地放松了。但他还老是问护士，这瓶药多少钱，那瓶药多少钱，这个检查多少钱，那个检查多少钱。
他甚至连每天的床位费、伙食费等，都仔细地看着问着。
我笑着说：“叔啊，好好看病，好好配合，你好得快，才能省钱，嘿嘿嘿。”
他想着也对，点着头。
他开始配合治疗，积极地吃饭。
在第一次治疗20天后，我们就返回了。
回到梨花镇街上我的敬老院里，大柱叔先进了房间摸索了一会子，拿出了一张存折，他含着眼泪哆嗦着嘴唇说：“常书，我知道，这次看病，花了很多钱，我也不知道够不够，都给你吧。”
妈妈此时过来了，一把就拿过去了，打开了看了一眼，塞进了大柱叔的口袋里，“行啦，拿钱，拿钱，好好干活吧，就当还账了，真是的。”妈妈笑着还轻轻地打着他的胳膊说。
大柱叔尴尬地笑着，想说啥，也不知道说啥好。
妈妈笑着说：“行啦，好好休息吧，该吃药，吃药；该干活，干活，少干点，干点轻的就行。”
此后的时间里，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带着大柱叔去BJ化疗一次。
在治疗的期间，大柱叔几次想说什么，但都没有说，叹息一下，看了我一下，又把头扭过去了。
我基本确定了，大柱叔、二柱叔和我养父母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可能时机还没有成熟，也或许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吧。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等着。我深深地知道，应该是我还没有能力，或者整个家庭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在2011年11月3日的晚上，我躺在北关房子里，正看着电视呢，手机响了。
是文喜哥打来的，“常书啊，大柱叔咋样啊？”他关心地问着。
我叹息了一下，笑着说：“还算幸运，不算是严重的。该治疗的治疗了，该化疗继续化疗，其他的也没啥。”
他停了一下说：“缺钱不，我这边还有点。”
我笑了，“你和嫂子的工资吗？”我坐直了身子，“够干啥的，哈哈哈。”
文喜哥在手机那头也笑了，“小坏蛋，别忘了，咱也是有厂子的人，还有分红呢，嘿嘿嘿。”他小声地笑着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咱的厂子，赚钱了吗？”我提高声调说。
文喜哥也惊讶了，“你不知道呀，李帆没有给你打钱啊？”他疑惑了。
我翻看着手机上的短信，“没有收到打款信息啊？”我还继续看着手机说。
文喜哥突然说：“那李帆可能给······”他又停下了，“唉，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不管了，你找她要吧，嘿嘿嘿。”
挂断电话后，我想给李帆打电话，但还是没有打。
随便她吧，反正她年轻轻地就跟着我了，无论如何我都是赚了。再说了，她还是我小女儿的妈妈呢。
在我想睡的时候，李帆打来了电话，“王八蛋，你找文喜哥要钱了吗？”她气冲冲地质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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