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儒家之法和法家之法区别在于，儒家之法在圣旨下达之前，就进行干预，而法家之法是只在结果进行反馈。
二者相比，显然是儒家之法更优秀，毕竟在圣旨之前干预的目的，也是在扞卫君主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指得就是百姓。”
在坐的人听得是直点头。
一和零，将法家和儒家的执行过程，解析地非常透彻。
王安石突然问道：“那比之法制之法呢？”
张斐迟疑少许，道：“这二者不好比，只能说，儒家思想的最好执行方式，其实就是法制之法。”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愣。
虽然不理解，但是对于张斐这种话术，富弼、司马光他们都看得非常透彻。
张斐从来只是否定法家之法，法制之法就是要取代法家之法，但对于儒家之法，张斐更多是融合，而不是取代。
这也是法制之法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如果是要取代儒家之法，那就不是一代宗师，而是乱臣贼子。
王安石一时也未想明白，“此...此话怎讲？”
张斐道：“在（零）和（一）的问题上，儒家之法现在的处理方式，也是遵循中庸之道，简单一点来说，建议君主要求低一点，也让百姓也多交一点点，而这就是河中府之前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拖欠很多军饷，那肯定早就乱了，欠的也不多，而且还是看情况去拖欠，反正，就是避免不要生乱。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在儒家之法来看，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也就是说，欠了得是不可能还，也没有想过还，这一点也很好证明，你可以去三衙问问，士兵们每年是否拿到足额的军饷，肯定没有。但你三司问问，可有详细的欠债账目，肯定也没有。”
不少年轻考生是纷纷点头，但是大臣们是纹丝不动。
还就是如此。
什么拖欠，压根就没有打算给。
不过张斐解释的也非常不错，中庸之道，说得多么漂亮。
张斐又接着说道：“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越积越多，先人解决不了，那后人就更加无法解决，这迟早会出问题的。”
不少大臣听得纷纷点头，此时的大宋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多招几个官员，好像无所谓，结果越招越多，到现在全部干瞪眼。
其实很多大臣都想裁官，但问题是阻力太大。
张斐又道：“而法制之法是既要扞卫君主、国家的利益，且又要扞卫个人正当权益，这不就是儒家思想所要体现的吗？”
文彦博质疑道：“可是光说谁不会，关键还得做得到啊！”
没有当过宰相，又岂知其中困难，他们这些宰相何尝不想既要...又要...，但问题是根本做不到。
张斐笑道：“既要...又要...，这听上去，好像非常贪婪，古语有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法制之法的既要、又要，是保障双方的基本权益，是防止失去更多，而不是去索要更多。比如说，一个人希望一天赚一百贯，这显然是非常难，甚至是白日做梦，但如果这人说，一天只花三十钱，这就并不是很难。”
文彦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要这么解释的话，这个既要、又要，好像也并不是非常贪婪。
但问题是，让百姓少花钱，这是可以的，但你能让皇帝少花钱吗？
当然，这话文彦博自然不便在这种场合说，只能让张斐嘴上沾点便宜，且看他之后怎么说。
“在清楚法制之法执行理念后，我们再以河中府军饷、抚恤金一案为例，看看法制之法如何其中发挥作用，以及它是否能够真的扞卫君主、国家、百姓的利益，简单来说，就是能否做到既要，又要。”
说话时，张斐又执笔在屏风的中间写上“河中府军饷”，又回过身来，面向大家道：“此案的过程，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就是有人告状，官府不发抚恤金，公检法判决此案后，又有不少士兵来告状，表示官府拖欠军饷。
公检法当时就是依法判决，根据具体证据，来进行判决，反正是多少就赔偿多少。
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官员来抱怨，表示河中府财政不足，公检法理应顾全大局，但很可惜，不管是皇庭，还是检察院，都不愿意去顾全大局，依旧判定官府赔偿。
最终的结果就是元学士拿出一套完整的赔偿方案，裁军、盐债、盐钞，以及分期赔偿。
很多人认为，这是元学士的个人能力出众，也有人认为，这是河中府有庞大的盐利，换一个人，或者换一个州府，可能就不行了。
但作为一项制度，如果换个人，换个州府，就变得行不通，这项制度显然是失败的。
故此我们假设，元学士没有想出办法，而河中府也没有盐利。官府是真赔不出这么多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检法又会怎么做？”
这说得是河中府吗？
这分明就是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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