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阿姨笑眯眯的，也没说什么，给她的饭菜还是像平常那样多。
建宁放下心来。
十月底学校举行运动会。
学校发文鼓励教师积极报名参加各项体育比赛项目。
建宁平时穿高跟鞋穿多了，不愿意脱下高跟鞋穿平底运动鞋参加比赛，只是教职工篮球比赛因为系里点名让她参加，她不得不去打完了所有的场次。
外语系里女教师虽然多，会打篮球的没几个，所以她毫无意外的是队里的主力。比赛打了差不多半个月才打完，英语系教职工女篮球队虽然没拿到名次，但是也没垫底。“比往年好多啦！”几个系主任笑呵呵的：“幸好今年招了林建宁进来。”
张平和李顺安都报名参加了跑步比赛，张平还参加了跳绳比赛。“只要跑完都有奖，跳绳也是，只要参加都有名次”，他们俩分别拿着50块和100块外加一条毛巾回来：“看，这是奖金和奖品！不参加才是傻，哈！”
建宁打了十几场篮球比赛，奖金和奖品都没有，想想有点亏，不过打球时那种汗流浃背，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拼命奔跑投篮的过程她很享受。
就像在家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帮妈妈干农活--割禾，晒谷子，种菜，挑水，拔花生一样，干活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只要把滴到眼眉的汗水擦掉就好了。
运动会结束后的某一天早上，何主任突然不打招呼跑进她的课堂听课。
她看林建宁左手拿着备课本，右手拿着课本，虽然已进入初秋时节，兴许是教室人多，兴许是紧张，汗水顺着眉眼滴下来。
大汗淋漓地给学生讲课。
写板书时把备课本放在左手脉搏处，左手掌心托着课本，右手拿粉笔写板书，写了一会又看看书和备课本，接着再写。
“到底是新进老师，没经验，对教学内容不熟悉。”她一边听课一边摇头。
建宁前额密密麻麻地渗出更多小的、大的汗珠。
诡异的是底下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睡觉或者开小差的，都兴致勃勃地盯着黑板和林建宁，聚精会神地听课。
何主任一会看看林建宁，一会又看看学生，好不容易终于忍到下课铃响。
很明显她对她上课的能力表示怀疑和否定，对她的板书更是不满意。
她把林建宁叫出去劈头盖脸地训：“先别说板书写得怎么样吧，你手上拿着那么多东西，你确定学生不会被分散注意力吗？你要把要讲的知识记在心里啊！不能表现得好像你离了课本和备课本就讲不了课了。还有你举的那个关于什么闭花羞月的例子，简直是错误百出，你去查查词典闭花羞月是怎么翻译的？”
建宁一直一脸憨厚地听她训斥，听到最后一句时突然挠挠头来了句说：“可是我写在黑板的翻译就是牛津词典查到的啊！”
何主任好像没听见她说的话，见到前面的陈主任，马上叫住她：“是谁不经过试讲就招老师进来的，明年绝对不能发生这种事了！”
建宁窘迫地站着，等她们走远才敢挪脚走回教室，强撑着精神给学生继续上课。
她本以为下个星期三开会她会被点名批评，可是开会时何主任却只字不提。开完会她离开办公室时，在走廊撞见她，她却似笑非笑地对建宁说：“你上课时学生听课倒是听得很认真啊！”
建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莫名其妙。
听课事件过后，一切风平浪静，建宁渐渐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转眼到了期中，学校组织学生开座谈会。所谓的座谈会，其实就是叫各班班干部聚集到一起给他们上课的老师评课，每班派两个没有给他们班上课的老师收集学生意见。
建宁和一个男老师被派去聆听英语专业其中一个班的评课。
因为那个男老师家里有点事，就叫建宁自己搞定：“别跟领导说我没去啊！”
她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操作，学生可以挑老师的刺，她上大学时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
学生时代的她，大老远见到教她的老师，都会大声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恭恭敬敬地站定等老师走过才迈步继续走向自己要去的地方，哪里质疑过老师上课哪里上不好。
她不想当面听到这些学生说自己的老师哪里不好，就叫班干部们匿名把要提的建议和意见写下来。评教不到半个小时结束了。建宁拿着那些意见回到宿舍细细的看。
她发现学生对外语系其中一个系主任的课相当有意见。倒不是这个主任上课上得不好，而是主任上课经常迟到，有时候直接就不上了，事先又没告诉他们不上。
建宁想起这个新上任的主任（招她进来的钟主任已经去了广东另一所高校另谋高就了）给他们开会时强调的那些要按时上下课的话，还有逐个点名批评他们这些年轻教师时兴奋的表情。
好像恨不得手里拿一把铲子，掘地三尺把每个老师的缺点挖出来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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