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寒假，夫妻俩人同心协力上辅导班，一个假期挣了两万多。
建宁心花怒放，早把梧桐学院2016年第二次本科评估的经历过的烦心事忘精光了。
本科院校每五年评估一次，梧桐学院升本后，2011年进行第一次评估，五年后，2016年迎来第二次评估。
和第一次评估一样，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像绷紧了的发条，胆战心惊地等待着评估的到来，等待期间，战战兢兢地听从教研室主任、二级学院院长、书记、教务处、人事处、学校领导的指令，仓忙开展各项评估准备工作。
每个人都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倍升。
上半年依旧是教学大纲编写、试卷、论文检查，教职员工个人信息填写汇总等一堆繁杂琐事，好像教师们不用备课、不用上课一样，时间都拿来应付评估了。材料复检、材料重编、信息收集，按要求对材料、信息动一下手脚，最平常不过了。
督导依然在上课时间每天准时出现于教学大楼，拿着课表查看，看中哪位老师、想听他她的课就走进教室听，不满意直接叫学生自习，把教师拎到走廊或教学办公室训斥一番。
2015年绞尽脑汁写出几篇论文却一篇也发不了核心期刊、发省级期刊的论文又不计入量化考核工作量和科研加分后，建宁彻底堕落起来，破罐子破摔，2016年整整一年没写过一个字。
本来在2014、2015年间，她重新看了一遍两种英文译本的《红楼梦》，打算写一篇翻译比较方向的论文发表，上知网下载了N篇相关的论文，一一拜读后发现她想到的，别人早已研究透了。即便自己努力写，写出来的也是炒别人的旧饭，也逃脱不了无法发表的命运。有了这么一种颓废思想，她把与写论文有关的书籍、专门买来写论文的笔记本电脑扔到一边。
转眼之间，一年过去，笔记本电脑被她丢到抽屉里，从没用过；装笔记本电脑的袋子被她扔到书柜顶，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
2016年，整年时间除了应付评估，正常备课、上下课，余下的时间（包括周末、假期），她都忙着做家教、开补习班。
做好2017年对上一年进行量化考核排名倒数的心理准备。
谁知道2017年3月份，学校本应该进行第五次量化考核，第二次评估顺利通过之后，学校似乎把这事彻底忘记了：教务处根本没提出要进行量化考核，老师们也似乎忘记或假装忘记有这么一回事。
从头到尾，此事无人提及、无人问津。
建宁悬了一年的心，继续悬浮不下，因为她也不知道学校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放弃考核了，也许明天、后天、亦或大后天，教务处突然下发文件，逼死人的、轰轰烈烈的量化考核又搞起来了。
学校一年一度上半年举行的青年教学大赛如期进行。建宁35岁以前，教务处规定35岁以下的教师都是青年教师，必须参加比赛；等建宁熬过了35岁，教务处突然下发通知，声明青年教师指的是40岁以下的教职员工，凡是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必须参赛。
总之，不管她多少岁，想躲开这场比赛，没门。
也许等到她40岁时，教务处规定，青年教师指的是45岁以下的教师呢！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2016年，外国语学院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专业教研室：英语教研室。
专业教研室之前有翻译和商务英语教研室，英语教研室要成立，人员只能从大学英语教研室分流一批教师过来。
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在QQ群里问：“你们谁想去英语专业教研室？想去的报名到我这里。”
大学英语教研室已经评上副高、有车有房却不想结婚的单身男老师私发信息给建宁，问她要不要报名。
建宁回信息说：“我？我哪有去专业教研室的资格啊！大学英语教研室都快混不下去了，去专业教研室，更加混不了。”
陶副教授沉默了一会，回道：“你也是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啊！大学英语教研室有一大堆老师连研究生学位都没呢！”
”我情商低，哪敢和他们比。你去啊！再没人比你更适合去专业教研室了。”建宁怂恿他报名。
她说的可是发自肺腑之言。
陶老师年轻有为，是整个外国语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科研、教学样样不差，哪像她，样样不行。
她去专业教研室？想都不敢想。
然后，过了几天，突然有人把建宁拉进了一个群，群名：“英语专业教研室”。
拉她进群的是英语教研室新上任的主任，直接由外国语学院院长指派，从翻译教研室调配过来的直译明星教师。
建宁吃了一惊。
下拉群成员名单，发现陶老师也在。
她发信息问陶老师：“你报名了吗？
陶老师说他没有报名。
奇葩啊！敢情她是被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踢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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