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一个月，回应者寥寥可数。
即便有回应，也是推诿、推搪之语。
即便有一些官员，之前与王邕交好，也被王邕寄以厚望，这次想着将他们推到地方任职，但还有一些人担心事变失败后会遭到血腥清洗，而找借口推辞、拖延。
那一刻王邕才真正意识到事先将一些问题想得太乐观了。
不过，这个情况到二月下旬，在蜀国君臣看到越来越多的楚军进入梁州，赵孟吉、王孝先却没有什么反应之后，就很快改观过来了。
王邕签发的政令，越来越多的得到及时而积极的回应。
他任命的官员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去赴任，地方上也不再推诿，不再拖延着不办理交接之事，征调的丁壮、钱粮都陆续踏上赶往蜀都的路，这都说明蜀国的局势在真正的往有利于他的方面转变。
当然，促成这事还有一个极关键的原因，就是蜀国还有一批具备远见的将臣，担忧蜀国局势继续动荡下去，最终非但不能迎归赵孟吉、王孝先平定长乡侯的兵变之乱，反而极可能叫居心叵测的楚军渔翁得利，最终谋得蜀地。
两害相权取其轻。
赵孟吉、王孝先孤悬在外，不能归蜀，这时候是继续保持沉默，甚至暗中推波助澜，使蜀国局势继续动荡下去，最终极可能为楚军所趁，还是拥立新主王邕，使局势重新稳定下来，打消掉楚军可能有的野心，是蜀国这些务实主义者面前并不难做出决定的一道选择题。
这些将臣基本上都是追随蜀主王建的老臣老将，近十年来基本上被王建排挤出蜀国朝堂的核心，但无可置疑他们在蜀国的影响力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
虽然这些人可能更忠诚于蜀主王建，但同时也是务实的，景琼文、曹干最终还是劝王邕启用这批老臣老将或其子嗣，顶替世子王弘翼的党羽，
去弥补军队、朝堂及地方州县出现的将吏空缺，以便更快的将局势控制在他们手里。
陈景舟二月初奉旨沿江而上，出使蜀国，除了韩谦专门写了一封信交给陈景舟，希望陈景舟代表棠邑跟蜀国新主王邕秘密商议一些事情外，王辙也一起同行。
他们三月初抵达蜀都成都府，在蜀都滞留了一个月，商议借兵、硖梁两州的移交以及岁贡等事——韩谦也通过陈景舟，跟王邕表示希望能尽可能任用王建当年带领打下川蜀江山的老将老吏，尽快稳定住川蜀的形势，甚至建议王邕莫要对王弘翼的党羽搞清洗，还希望他能善待赵孟吉、王孝先及手里主要将吏的家小。
同时韩谦会叫温博、谭育良将他们在梁州城扣押的一部分黄头军将吏家小以及四千多俘兵，都移交给曹干接手。
王邕此时还是能从谏如流，也很爽快同意将渝州最南部的盐田埠割让并入婺川县，以折抵岁贡。
王邕刚刚才掌握蜀都，蜀国财政一片混乱，他却需要拿大笔钱粮出来安慰人心，去安顿好蜀都及地方州县的事务，还需要立即扩编由他亲自掌控的新禁军。
除开韩谦表现出来的善意，就凭着楚军这么多兵马就在卧榻之侧驻扎，替他们挡住赵孟吉、王孝先二部兵马的反扑，王邕也绝不可能说现在就撕毁之前的承诺。
割让渝州最南端的盐田埠，虽说那一片地域沿黔江有一百二十余里的纵深，往两翼延伸的峰岭更为深阔，但这个地区到处都深山老林、险峻山峰，总共都未必有几万亩平整的田地，新收编的数千僚人民户也是桀骜不逊，极难管治，目前最为主要的就是井盐资源。
盐田埠又名盐寨或僚盐寨，自古以来在巴南地区都要算是井盐资源极富足之地。
不过，问题在于蜀国其他地方的井盐资源更充足，不缺盐田埠这一块。
由于楚蜀两国的食盐都采取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榷卖及相应的刑罚制度，即便盐田埠划入婺川县，王邕也知道棠邑掌握更高明的开采井盐手段，得到盐田埠之后会大规模增加井盐产量，却不用担心会侵害蜀国自身的盐利——毕竟叙州所辖的井盐产量大增，往黔中地区或往淮西输送，都跟蜀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不管从蜀国的利益，还是看在韩谦这次帮他这么大忙怎么都要给予相应的回报，此时将盐田埠割让出去，由叙州或棠邑代蜀国承担二十万缗的岁贡，怎么看都是极合算的交易。
此外，即便韩谦与李知诰、柴建密约光州交换梁州之事不会对外公开，但王邕又不是瞎子。
目前虽说温博所部、谭育良所部都还在梁州，但梁州的军事部署已经完全由李知诰、李长风一系人马主导，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韩谦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退让，还是一开始就没有想着要谋取梁州，摆在王邕面前的事实，就是蜀国以后要防范的是李知诰、柴建这些人对蜀地的野心。
而蜀国跟棠邑的甜密关系还要继续维持下去，甚至还要寄望棠邑在大楚内部压制李知诰、柴建等人对蜀地的野心。
这很显然也是符合棠邑在大楚内部的利益。
即便棠邑之叙州在南线通过黔江跟渝州接壤，但叙州毕竟地狭人稀，周边局势又相对复杂，却不会叫王邕有太大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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