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六月初六的“迎恩门之变”国君被废官员被罢的现实，给予朝鲜的官员、生儒带来很大的冲击，可是绝大多数官员、生儒却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这一事实，毕竟在长达500多年的朝鲜王朝中，朝鲜的贵族精英、文人学者总是根据中国这个大陆邻国来确定自己的地位。朝鲜向来自称“东国”或“海东”，甚至就简称为“东”。正如东国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中国是朝鲜所参与的一个跨国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是中央王国，朝鲜在这个中央之外的东方。中国是居于统治支配地位的，至于朝鲜人则以“小国事大”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在中国的面前，朝鲜总是谦卑的，总是顺从的，尽管这种谦卑与顺从更多的是出于对皇明的尊思，但在“天朝礼治”的影响下，“小国事大”早已深入朝鲜贵族与生儒之心，数百年间，那种对中国纯粹无条件的羡慕和盲崇，早已经深入到朝鲜的方方面面。
正因如此，“迎恩门之变”后的朝鲜显得极为浪静，除去数年前因政变失败而流亡于日本的“开化党”人于日本报纸发表文章指责清国“入侵”，呼吁日本“解救”朝鲜之外，绝大多数朝鲜人依据数百年的的传统，认同了“迎恩门之变”的正当性，从而使得朝鲜的内部局势稳定而几乎未发生任何风波。
六月初十的汉城，此时已经恢复了先前平静，如果不是因为这当朝的摄政与新王还未来得到清朝的册封，只怕很难会让人想起四日前的“迎恩门之变”，不过那似乎还弥漫着血腥味的刑场，以及那些被砍下的脑袋，倒是在提醒着人们朝鲜的改变。
因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的闵泳达、闵泳骏、闵泳焕、闵泳韶并称“闵氏四巨头”的四人，被新君下旨处斩，同时处斩者亦多达数十人，更有上百人流放，政变总是流血的，自6年前被拘往中国，四年前返国后多次遭到暗害的大院君，用旧敌的脑袋重掌了朝权。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句话便是在朝鲜也得了应验，随着大院君的上任，曾被流放的大院君系官员亦重新入朝，而与之入朝者并非仅限于此。
独轮小轿在两名轿夫的推行下，往着汉城走去，坐于轿中的金允植透过窗上薄纱看着阔别三年的汉城时，心中的种种情绪却是一阵翻腾。
从四年前，为朝鲜内外衙门督办的金允植的处境可谓是日益险恶，因对闵氏外戚的荒淫无道的弹劾，使他与王上和闵妃结下梁子屡遭闵氏外戚攻讦，虽有袁世凯力保也无济于事。当时，袁世凯与大院君往来密切，同时有鉴于王上及闵妃背华投俄的行径日益猖獗，所以袁世凯准备废黜高宗，另立新王，由大院君摄政。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金允植，邀请他参与密谋，金允植虽有所犹豫，仍然同意袁世凯的计划，一改敌视大院君的态度，可在另一方面，却又将这一计划告诉了被视为亲华派的闵泳翊，约请共扶大院君摄政。为闵泳翊的告密后，闵妃对他也就非常的厌恶。随后一年间，闵氏外戚竭力构陷他，不久后的二十四年五月，闵妃外戚借口外务督办的他给釜山前佥事金完洙非法贷用的日本人债券盖印一事而将其罢免，被流放到了忠清道沔川。从此便彻底排挤出中枢。
而现在，他再次回到汉城，不再是内外衙门督办，而是任吏部判书，心潮澎湃中，他并对大院君生出丝毫“感恩”，他深知自己这个吏部判书，完全得益于驻朝大臣的推荐，于大院君来说，其又岂会全弃旧怨，当年正是他于袁世凯营前求兵，要求清军镇压开化党，解救高宗勾陷大院君为事主，导致大院君被解押往中国。
“唐子然……”
心里默默的念叨着这个名字，金允植明白，大院君任摄政之后，在在清国的干预下，以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事大派”开始掌权，但无论是自己亦或是身为领议政的金弘集，都必须依靠唐浩然的支持。
车轿进了汉城之后，金允植并没有直接前往廷中求见新君，而是在一番梳洗后，便直奔南别宫，与其它新委的官员一般，这谢恩也好、会商也罢，总之，这面总是要见的，小国之臣难为，在这些当臣子的身上，倒是全然显了出来，尤其是在如金允植等曾于中枢居于显职，后却被流放他地的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奉诏还朝重居中枢是件喜事，可到了汉城是先拜新君还是先拜驻朝大臣，却是两难之择。
对于旁人来说，不易选择，但对于金允植来说，这事倒是简单，毕竟他与大院君有旧怨摆在那，所以他办事倒也利索，直接先见驻朝大臣了。
虽说唐浩然并不在意这小臣还朝后，会不会先拜见自己，可是对金允植的拜访倒也算的欣喜，毕竟，这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自己的地位来，一番客气之后，在彼此的刻意下倒也亲近了许多，
“现今大臣已稳定朝鲜局势，不知大臣设统监府后，除署理朝鲜外交之事外，对朝鲜之洋务有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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