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廷即便早有准备，提前派出多铎领两万八旗军在京郊待战，可说实话，以两万对七八万势如破竹而来的明军，并无十足胜算。很快，阿济格在山西溃败的消息传遍北京，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四起，就连一向稳如泰山的多尔衮也大为震惊。
胜败乃兵家常事，阿济格从北京出发时，多尔衮就以此宽慰他让他心理压力不要太大，多多少少做好了接受失败受挫的心里准备。可是，多尔衮却从未想到，他引以为傲视为天下强兵无双的八旗精锐，居然会败得如此惨。
山西战局，阿济格坐拥四万八旗军，是清军主力中的主力，最后竟连战连败，不仅失去了山西，而且逃出生天的兵马只剩不到一万五千。如此伤亡，是八旗军十余年来未有之事，更令本就兵力匮乏的八旗军元气大伤。
多尔衮不敢再让多铎南下救援山东，勒令他环卫北京。但随着赵当世在宣府迫降吴三桂的两万军队，清军愈有日薄西山的趋势。
原先因剃发令群情激愤的京师及近畿地带暗流涌动，几乎每一日都会有探子禀报给多尔衮谁谁密谋、谁谁有不轨之举，外敌未至，苦苦支撑在北京的清廷已如同乘舟汹涌大海，沉浮不稳，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更令多尔衮骇然的是，阿济格兵败两日后，关外沈阳有使者来报，称有大批明军自海上来袭，攻占辽东多处岛屿，甚至不时侵入内地，残杀军民。
那是郑芝龙的水师。
从南京与左梦庚分道扬镳后，郑家水师依照原定计划，先往日本平户港停驻。郑芝龙与日本幕府关系融洽，此前藤信亮就曾多次代表郑家向日本幕府将军源家光致意献礼，郑家也是自日本颁布锁国令后，少数取得朱印状可以进出日本指定港口的的外国商人。
但日本经过几次起义以及与与红毛人的对立事件，依然处于军事敏感时期，郑芝龙为了避嫌，没有将舰队尽数停泊在平户，而是把主力挪到了对马岛。对马岛地处朝鲜国与日本国之间，虽从属日本，但掌权对马岛的宗家因长期与日、朝两边关系莫逆，所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特殊地位。现任对马岛中藩藩主宗义成与郑家也有商贸往来，愿意提供港口给郑芝龙驻军，郑芝龙的两万水师于是得以分布在对马与平户一线的广袤海域。
多尔衮率领八万八旗主力出关，留在关外的兵马少而弱，从沈阳方面传来的急报可知，当下袭扰辽东沿海的这支明军，势力远远超过当年令清军头痛的东江镇，目前明军水师已经攻陷了多个沿海岛屿，倘若纵容他们继续试探下去，终不免酿出恶果。
除此之外，朝鲜国的态度亦捉摸不定。黄台吉时期，清军虽以武力征服了朝鲜，但朝鲜身在曹营心在汉，阳奉阴违之举屡见不鲜，甚至其国内部，还在暗中使用崇祯年号纪年，而将清国斥为夷狄。朝鲜国王李倧追思大明，每到元旦等佳节，均“辄行望阙礼，如对咫尺焉”，屡屡思及明朝，亦是为之太息，潸然泪下。清军强征兵朝鲜，李倧又暗使人往大明表达苦衷请求谅解，乃至“在宫中设牌位，西向中原哭拜”。
此类种种，清廷大多知道，然因不愿背后激变，只要不太过分，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明军掠辽东、近朝鲜，谁都无法保证，一旦朝鲜受到影响决意反水，辽东局势将会演变到何样地步。防范于未然，多尔衮不可能将满清基业置于咄咄进犯的明军与蠢蠢欲动的朝鲜之下，无动于衷。
山西、山东明军共有二十万进逼，辽东局面动荡岌岌可危，北京城人心浮动屡镇难止，数重压力如山袭来。阿济格兵败，更让豪格等反对长期占据明土的满清权贵大为不满，趁机攻击多尔衮，用阿济格兵败的事实说话，大肆质疑起他的全盘战略。
外有强敌、内有政敌，多尔衮焦头烂额，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袭取燕云进而席卷天下，是为进取之计，若势不由人，不过再回辽东。
九月初，无力回天的多尔衮收拢起阿济格残兵，下令全军退出北京，退回关外。为了标榜自己入关并非与大明为敌的仁义形象，他严禁兵士烧杀抢掠，北京城遂得以保全。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从南京出使清廷的左懋第一行北使团，正如赵当世预料的那样，多尔衮攥着他们是为了当作后续与明廷斡旋的筹码。
“叫弟兄们脚下利索些，咱要进北京摸摸那金龙椅啦！”
不远处，郭如克大声嚷嚷着激动地如同个孩子，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韩衮、杨招凤等人则策马扬鞭来回奔驰着招呼着兵士，同样满是笑意。
赵当世看着前后绵延数里，秩序森严，迤逦前进着的无数兵马，只是淡淡微笑。
此时的赵当世，距离北京城只剩下最后百里之遥。
行百里者半九十，从流寇到位极人臣的大明宋王，赵当世脚下的这段道路只剩最后这一百里，他再也不会停下。通往北京的漫漫长路，他几乎用了十年才走到这里。
一路东奔西跑、死中求存，铁与血、情与义不断描绘着他梦想中的仙乡。道路两侧，是一望无垠的金黄草原点缀有同样金黄的胡杨白桦，眼前的官道在平原上蜿蜒通向无尽的远方，寂寥而又令人心旌神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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