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等。
要知道当时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模，正如康熙《乌青》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
而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国学者绕济凡(GilbertRozman)和赵冈的揭示了这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
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镇。
此外就是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了，主要包括地权的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的确，随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在江南市镇的四乡，已经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这种现象在道光、咸丰以后变得更加明朗化。
如曹幸穗的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就非常详细的论述了这一点。
在文中，他指出，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同时与工商业利润比较的话，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的必然。
由于土地关系变化比较缓慢，我们不妨透过民国时代及稍后的调查资料，来看清代至少是晚清时期江南市镇四乡的这种变革。
据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对无锡20个村1035农家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地主所有的土地，在耕地总面积中只占有47，，平均每户占地不过54亩，与其他农户相比，不占很大优势。
据1923年南京东南大学的调查，上海周边地区农村的地权更加分散化。
上海洋泾、陆行、漕河泾、蒲淞、法华，川沙九团，嘉定第七区、第十四区，宝山城区，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为零，青浦章练塘、宝山江湾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为1。
上海闵行，青浦金泽、七宝，宝山真如、刘行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为2，;大多数农户占地都在30亩以下。
1991年本人与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潼山冈曾在嘉定县调查，所得土地改革档案资料见，1950年土地改革以前，清末民初的嘉定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状况十分明显。地主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1，人均占有20亩，富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80%，人均占有55亩;中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8%，人均占有26亩。
而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1%，人均占有10亩。
中农和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60%，很显然，这是一个自耕农占优势，而地主不占优势的地区。
如果具体到一个镇的话——嘉定县娄塘镇，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地主所有的土地仅仅占全部耕地的14%，合计亩，其中自耕亩，出租亩，绝大多数土地是自耕，只有少数出租，可见这是一些小地主，从他们所有土地只占14%，来看，地主经济在那里处于弱势地位。
而富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10%，中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7%，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7%，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占到64%，如果加上富农的10%，，自耕农经济占有绝对优势75%。
这些数据给予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土地所有权高度分散化，自耕农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决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包括松江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50年土地改革前对松江县新农乡的调查显示，各阶层所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分别是:地主27(34，，富农20(77，，中农39(44，，贫农11(94，。
富农、中农、贫农所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72%，，大大超过地主的27%，自耕农经济占明显优势。
而且该乡地主所有土地的将近一半是自耕田，还有19%的土地是佃人田，可见是规模不大的小地主。
195个地主，平均每户出租土地37亩，这些地主中，54户在上海市，49户在松江县城，62户在泗泾镇，都属于“城居地主”。
1950年对南汇、川沙、上海三县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表明，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比嘉定、松江地区更低:南汇13%，，川沙14%，，上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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