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说的，虽然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但也有像李梦阳学习秦汉文章只停留在形式上一样的毛病，往往只探讨其起承照应、抑扬开阖等技巧，无形中落入了另一个窠臼。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秦汉之文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则自坤始”。
而唐宋派中真正能摆脱道学束缚并取得较高成就的散文家恐怕只有归有光了。
归有光的话，号震川，昆山（今属江苏）人，家世寒儒，自幼苦读，但场屋不利，直到60岁才得中进士，由于出仕较晚，所以只是由浙江长兴县令迁为南京太仆寺丞。
并且除了仕途不利外，在文坛上出名也比唐、王等人要迟，因此只留下有《震川集》。
因为归有光所宗之道是传统的儒道，所以他对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兴趣，并且在散文方面，他酷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对宋元文也不排斥。
他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也”，这“至情”就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其观点显然不同于唐、王等人。
归有光散文被誉为“明文第一”，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
归文最为世人传诵的是他记叙往事、哀悼亲人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
这些叙事抒情散文，善于从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中选取素材，加以锤炼，以简洁平淡之笔，传神地写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现自己的真挚情感。
脍炙人口的压卷之作《项脊轩志》，通过对自己年轻时的书斋项脊轩及其几件有关琐事的描述，写出了亲人对自己的关怀和自己对亲人的怀念，题目虽是写轩，内容却是怀人。
借一轩以记归家三代妇女（祖母、母亲和妻子），睹物思人，悼亡念存，虽笔触很清淡，却感情极真挚。
古来这类抒写家人父子之情的文章虽然不少，但像归氏这样一往情深、一处自然的笔墨，殆不多见。
像是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说：“归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谓其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与太史公深有会处，不可不知此旨。”
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
还有像是王世贞的《归太仆赞并序》中说：归有光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而除了归有光外，这一派比较出名的人物还有李贽，号卓吾，晋江（属福建）人，杰出思想家，王学左派突出代表。
李贽一生爱好自由，怀疑礼教，反对把圣人当偶像，批判程朱理学，揭露假道学的虚伪，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诬陷入狱而死。
李贽的文学观主要见于他的《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
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为此，他针对复古派理论，特别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文学作品并非越古越好，只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才能出现好作品。
他把写真言情的小说和戏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厢》、《水浒》都视为“古今之至文”。
他评点的《三国》、《水浒》都有很好的见解，直接开启了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的评《红楼》。
他的《赞刘谐》、《自赞》等都是见解精辟、锋芒毕露的好文章。
当然，除了这些外，当时还有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受李贽影响而出现的一个反复古的文学流派，因其代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他们因不满前后七子的拟古之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艰深古奥，诘屈聱牙，表现了一定的变古创新精神，并且在艺术上多能流露个性，清新洒脱，意达词畅。
但也有境界狭窄、俚俗空疏的流弊问题。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在三袁中成就最高。
他在《叙小修诗》中称其弟所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要求创作真实表现自己的个性才情，反对条条框框束缚。
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
受李贽“童心说”影响，他把“性灵”和“理”、“闻见知识”相对立。
也就是以为“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于自然者深，得之于学问者浅”，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
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声伎之满足，“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也是一种“趣”；恰恰是讲学问、做大官的人，“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样，稚子“叫跳反掷”，醉人“嬉笑怒骂”，因为“理无所托”，所以“自然之韵出”（《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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