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保持人性的纯真、活泼是首要的，真实的卑下也比虚伪的高尚好。
其次，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推崇“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
语言上继承元白传统，平易近人，不用典故，多用俗语，“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总之，反礼教、反理学、反拟古，强调天真自然趣味，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对清代郑燮、袁枚诗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公安派“性灵说”注重现实不够，有明显的唯心倾向。
他们甚至认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进一步把性灵神秘化，说它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这就割断了性灵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导致他们消极避世，纵情山水，连李贽的斗争精神也没继承下来。
因此在创作上，诗歌成就不高，只有一些游记、随笔等小品，以抒情叙事为主，笔调轻快洒脱，清新自然，给人以活泼爽朗之感。
如袁宏道《满井游记》《虎丘记》等。
至于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
他们在反复古、重性灵上与公安派一致，但他们不满公安派鄙俚、轻率、浅露的流弊，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就是通过乞灵于古人，达到一种“灵”而“厚”的创作境界。
因此表现出“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可以说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如代表人物除公安派、竟陵派而外，还有张岱、王思任等人。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显着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
此外还有复社和几社，所谓复社的话，是明末一个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文化组织，其领袖是张溥、张采。
复社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传统，继续反对宦官擅权，并投入抗清斗争；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竟陵派末流空谈性灵、不问时事倾向，重新标举“复古”旗帜，但又与前后七子侧重形式上复古不同，而是使诗文为现实斗争服务。
复社文人作品，多表现时事，富于激情。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记叙苏州市民同阉党的斗争，颂扬为正义而献身的“五义士”。
简而言之就是爱憎分明，文字简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几社的话，是明末以陈子龙、夏允彝为首的一个文社组织，政治态度、文学主张都与复社相同。
那时杰出的人物有夏完淳，真的算是杰出的少年民族英雄和早熟作家，14岁参加抗清，牺牲时年仅17岁，其诗歌《细林夜哭》哀悼老师陈子龙，散文《狱中上母书》都悲壮感人，堪称千古不朽的杰作。
因此我们现在才说作为一种源自于民间的文学样式，散曲在元代十分兴盛，而在明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从题材开掘到艺术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比起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词藻化、音律化的现象比较突出。
从作家的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风格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
民歌创作在明代形成繁荣的局面，尤其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南北地区广为流行。
广大下层民众的喜爱以及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推动着民歌创作的发展。
不少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明代散曲创作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作家人数众多，创作数量可观。
而在不同阶段以及具体作家身上，发展状况与创作风格又各有特点。
像是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开始走向兴盛，作家不断出现，像北方的王九思、康海，南方的王盘、陈铎等人，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九思和康海分别有散曲集《碧山乐府》、《沜东乐府》，两人同为前七子文学阵营中的成员，政治上也有相似的遭遇。
王、康去官后常在一起游处，他们的不少作品写到了解官后放情任性的生活态度，以畅抒胸中块垒，风格雄爽质朴，浑厚跌宕，体现着北方作家豪放雄迈的创作特征。
与王、康创作相比，这一阶段以王盘、陈铎等人为代表的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内容则显得较为广泛，风格大多清丽俊逸。
并且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要知道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儿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都兴京。
到了明崇祯九年，努儿哈赤的第四子皇太极就改国号曰清，定族称为满洲。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买宋请大家收藏：(m.2yq.org)买宋爱言情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