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
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但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
此后，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
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
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
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
皇太极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
天聪二年，1629年十月，建奴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皇太极也是袒护满族，压迫其他民族的。
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
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
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
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
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
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
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
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
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
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
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
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天聪初年，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威力无穷，可以立君，可以兴国。
他曾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
皇太极又说：“兴之、扬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
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至少在天聪四年，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在遗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
对“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
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一举攻克遵化城时，兴奋地宣谕将士：“已蒙天佑，克奏肤功。然此犹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锡福者，更大有在也。”
皇太极对上天“佑命锡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可以看出，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则是他思想的主流。
在永平、滦州得而复失之后，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临行前他对诸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
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
天聪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皇太极览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
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
在皇太极看来，天命无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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