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治世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政局趋于稳定。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明宣宗立皇长子朱祁镇为皇太子。三月，明宣宗废后胡氏，立贵妃孙氏（孝恭皇后）为皇后。[81]八月，明宣宗亲自率军巡视北边。九月到达右门驿，适逢兀良哈侵掠会州，明宣宗亲自率领精骑三千人前往。出喜峰口，于宽河大破兀良哈部。明宣宗亲自射其前锋，射死三人，两翼军并发，大破兀良哈。兀良哈望见黄龙旗，下马请降，明军斩杀其首领。之后明宣宗班师。[82]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制《猗兰操》赐给廷臣，谕以荐贤为国之道。[83]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治机构，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时期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明宣宗画作《猿戏图》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为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停止工部采木。颁发宽恤之令，省灾伤，宽马政，免除各类积欠。招抚流民，免除赋税和徭役一年，停罢朝廷的采买，减官田旧科十分之三等，又戒谕法司减少刑狱。[84]六月，明宣宗修预备仓，出官钱收入粮食以备荒年。六月，遣官到近畿地区扑杀蝗虫，并下谕户部，往年捕蝗的使臣对农民的残害不低于蝗虫，户部应该知晓这个弊端，因此作《捕蝗诗》示之。[86]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并于同月下谕礼部，认为官田赋重，应该十减其三。并戒谕各部贯彻施行。[87]六月，停罢中官入西北边境卖马的政策。同月，明宣宗作《官箴》三十五篇，以约束警示示百官。[88]秋天，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17]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18]宣德五年（1431年），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着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6]英年去世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视朝，命群臣在文华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镇。同月崩于乾清宫。遗诏国家重务都由皇太后张氏处置。当时外廷传言，张太后欲立襄王为新帝。张太后立即在乾清宫召见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宣布太子朱祁镇为新皇帝。杨士奇等人都呼万岁，张太后立襄王的言论才得以平息。十一日作宣德帝陵。二十五日上宣德帝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3][94]“促织天子”朱瞻基，最致命的问题不是斗蟋蟀少读红楼赞66阅读2.6万为政举措政治控制藩王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成祖时期削藩不彻底的遗留问题。明宣宗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汉王朱高煦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汉王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明宣宗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4]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高燧惧，奏请交还常山中护卫。此后，楚庄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肃康王瞻焰相继交还一至二护卫。诸王护卫军被削，此后不再增设。藩王失去军力，难以再谋反乱。宣宗进而颁布禁令，对诸王权力多方限制。[53]明宣宗马上像如：藩王不得如前干预地方行政，王府官员不得兼任地方官职。藩王不得与朝内勋戚贵族联姻，嫁娶要选自民间，以防干预朝政。藩王不得自行来京朝觐奏事。藩王及其宗亲族人如私自来京或越关奏事，要受到严厉惩治，直至废为庶人。诸藩王之间不得会见。藩王在封地驻守，不得随意出城。清明祭祖须奏报朝廷允准。子女婚嫁也须奏经朝廷。[53]分封宗室是太祖定制，势难变改。诸王经多方控制，失去军政权力，或寄情诗文，优游自处，或广置田产，货殖经商。诸王子孙繁衍，多成豪富。明王朝每年还要给与宗禄和赏赐，也是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53]完善内阁明宣宗即位后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内阁定期上朝觐见，讨论紧急国家大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明宣宗要他们直接呈递密封的奏议以及时确定适当的行动施政方针。此外，明宣宗采用了条旨或票拟这种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明宣宗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明宣宗并不再召内阁大臣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明宣宗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6]阁臣的职责，仁、宣两朝尚无明确规定，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已从多方面参预军国重事。史籍所载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阁臣地位日益隆重。[97]咨议：阁臣原只备顾问。但宣宗出平汉王、曲赦赵王、调免陈山以至举任官员、捐免租税等重大国事，均曾向杨士奇等阁臣咨议，然后决策实行。建言：阁臣近在皇帝左右，便于上章建言。仁、宣两朝，杨士奇等曾多次上章建策。阁臣直接向皇帝建言，从而参与国事。纠弹：纠弹原是谏官的职责。宣宗朝杨士奇奏称“前诏减官田租，户部征如故”，[96]是弹劾户部的一例。军务：宣宗朝，杨荣首先建策亲征高煦，并随军出战。其后又随宣宗北巡，并曾将兵出击。边事：仁、宣两朝的边事，北有蒙古，南有安南。或战或和，是军国重计，也由阁臣参与决策。[97]以上一些事例表明，仁、宣时期的阁臣，事实上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参与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由原来的侍读学士逐渐成为皇帝的辅佐。老臣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于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特命停辍政务，仍原职禄，专备咨议。宣宗诏谕蹇、夏与杨士奇、杨荣：“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共宁邦家”。[100]蹇义、夏原吉与杨士奇等阁臣由是组成为皇帝左右最高的决策核心。[97]官吏任用在明宣宗周围有一批着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着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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