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行长和白行长的这件事情拖了两年，最后尘埃落定。
梓涵一直担心自己会因为妨碍司法而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心终于落地，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他就这点出息，注定成不了大事。
这件事情牵连了很多人，其中，凯声去世后，接手计划处的周淮安属于初来乍到，基本上什么都不清楚，所以当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询问他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一问三不知”，绝对不是检察院同志认为的“负隅顽抗”，据说周淮安因此被检察院折腾惨了。
本来他和嫂子刘冰冰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两口子后来离婚，周淮安带着孩子既当爹又当妈，十分辛苦。现在又遇上这个事情，真是：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
嫂子刘冰冰曾是建行北大街支行的会计。
在建行工作期间，她和行长周利民利用工作便利，以高息存款为由头，采用私拿空白存单、私盖印鉴、给储户出具“大头小尾”存单的方式，用虚假金融凭证骗取储户存款。
后来，最高院复核后确认：1997年9月至2000年10月，两个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或单独吸收30余家单位和近400人的资金共计4.8444亿。他们将上述资金不入银行账，而由个人支配、占有。扣除为掩饰作案支付的高息和兑付到期存款2.7817亿余元，实际侵吞2.0627亿余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及两人用赃款购置的房屋、汽车等共计折合704万元，其余1.3亿余元无法追回。
2000年10月，周利民逃往香港，次年7月23日在香港被抓获。刘冰冰化名“刘吴芳”逃往国外，2001年8月在印尼被抓获。
她和周淮安离婚后，梓涵曾经在一个保龄球馆打球的时候见过嫂子一面，当时她踌躇满志，显得非常潇洒。
几年后，梓涵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他去中院立案，通过囚车的窗户看见她的。当时梓涵已经知道她和周利民的结局了，心里不免有很多的感慨，也非常难过。
这些都是后话不提。
梓涵在这件事情中难道仅仅损失了两千多块钱？他是否从中汲取教训？
很可能——没有。
他对于法律的陌生，对于刑法的陌生，以至于他连“私分国有资产”这种罪名都不知道，真是愧为法律科班学生。
大学的知识虽已经过时，但是并不代表自己就可以原地踏步，不学无术。目前他已经是法律部门的员工，如果依然是这样的水平，恐怕他在这个部门也混不下去了。
考研前的准备依然继续，纵然前面吴行长、白行长的事件对他有很大的冲击，梓涵也依然不愿意继续学习相对比较容易的法律硕士，第一次考试失败的挫败感，此时已经化作了他前进的动力。他还在继续补习，抓紧一切机会记单词、做数学题。
与此同时，菊花园大厦的事情进展缓慢，虽然各种补充合同已经定稿，但是对方能不能签合同，这是解决问题第一步的关键之所在。
年底了，恐怕华都银行要派人去京城找开发商谈判。
作为华都银行，当然希望合同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要改，已经是个冤大头了，还要我们银行让步，似乎天理不容，但这些都需要谈判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即将开展的“地毯式检查”，梓涵又被幸运地推荐为检查组的成员，经过一番检查前的动员，梓涵所在的小组由前任支行行长周明东带队，包括秦立平、崔天堂等几个人，对咸宁路支行、临潼支行、长乐路支行等三家支行进行为期将近两周的检查。
检查的内容都是“大路货”，除了看支行一些规章制度、管理制度、人员任命、廉政建设、账务处理，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虽然检查组是打酱油的，但毕竟是省行派下来的，属于“钦差大臣”，这些人如果在今后汇报检查成果时候向领导美言几句，效果是不同的。或者说你几句坏话，甚至不说你的好话，恐怕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方面，支行在迎接检查组的准备工作方面都比较认真。另一方面，在如何招待检查组成员方面，各支行也都应该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毕竟像汪文斌行长之前说的那一句经典：“民以食为天嘛！”何况是“钦差大臣”呢？
虽然检查组在出发之前被告知一定要遵循廉政建设的要求，不扰民、不吃拿卡要，但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老子吃你几块烂西瓜算什么？”这胖翻译的经典之句，始终萦绕在梓涵的耳边。
当然，很明显，他们检查组不会为了几块烂西瓜。
中午饭，他们基本上在支行的职工食堂或者职工灶上将就一下，但晚饭就不能将就了，职工灶也不管晚饭。而且，华灯初上，他们辛苦检查了一天，如果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指不定谁回去就给领导点炮了，不说你怠慢了检查组成员，只要说这个支行对地毯式检查不够重视，准备不充分，这就够了，够支行几位行长喝一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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