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半天，肯定还是有人栽赃陷害啊，还是应当调查啊！ ”
“我难道不渴望查个水落石出？ 但是我反复考虑又考虑，我如果坚持要求调查，不仅查不出结果，反而把自己越描越黑，并且四面树敌。 别说是我自己想替自己辩解此路不通，就连当事人黄春华也对我爱莫能助。 我俩是老同学好朋友，但是她想替我辩解也不行。 当班长从我枕套里发现那八块钱之后，不仅我蒙了，就连黄春华也目瞪口呆了！ 她根本想不到钞票会莫名其妙地飞进我的枕套，因此她当时就对班长说，算了，不对号码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可是赵玉如和另外四个同学怎么能同意？ 她们都需要洗清自己。 就算班长当时决定不对号码了，那我也逃脱不掉罪名，总之我是在劫难逃。 ”
毕业让我们各奔东西
时光荏苒。 1961年春天，我突然长高了也长结实了，长成了一个能真正挑起八十斤甚至一百斤的男子汉。
五月，临近中师毕业，我应征入伍走进军营，成为空军院校的一名学员。
离开母校时，有几位同学给我送了礼物。 班长易若霞送给我一本日记本，黄春华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 我盼望金彦玲也送我一张照片，但是她什么礼物也没给我。
到部队后我给黄春华写过两次信。
当然我不是只给她写信。 我首先给易若霞写信，汇报我入伍后的思想收获，向她表示，一定要争取在部队早日加入共青团。 我给黄春华写信，写得很长，详细介绍我入伍后的情况，然后在末尾附上两句话：请代我向金彦玲问好，欢迎她来信！ 其实这最后两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盼望能与金彦玲联系。 可是她却提前提醒过我，叫我到部队后千万不要给她写信，以免被同学们议论我和小偷有关系，影响我在部队的进步。
入伍后不久，领导对我们这些军校生进行入伍教育，宣布了在校四年学习期间的三不准纪律：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谈恋爱。 纪律一宣布，好多一入伍便大量给女同学写信的学员吓了一大跳，再也不敢跟女同学们通信了。 我当然也是如此，前后只给易若霞写过一封信，跟黄春华通过两回信。 也不知道黄春华是否代我向金彦玲问过好。 转眼间，中师的老同学们都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了，我与他们便中断了联系。
这一年的春节之后，我收到一封家书。 信上说，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八，我的一位中师的女同学到我家看望我母亲。 我母亲认识她，因为她曾陪我到过我家一次，我妈妈拿不出什么好吃的招待她，只为她泡了一碗白糖开水。 她特意来我家拜谢我妈，送给我妈一件礼物——一件红色的毛线背心，是她一针针自己织的??。 她说她已被分配在均县草店区武当山下一座乡村小学里当老师，一切都好。
重逢在刺玫花开的时节
一晃便二十一年过去了。
1982年初春，已经离开部队的我调回老家，在十堰市的一家单位工作。
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寻到了金彦玲的线索，她已离开山村小学，调回城里，在一所名叫红星小学的学校教语文。
均县这时已改了名，改为丹江口市。
又是刺玫花开花的季节，我专程来到丹江口市。
踏入红星小学的校门，耳畔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 这样的气氛，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我径直走进语文教研室，是一座老式平房，显得有些空旷。 全校所有的语文老师都集中在这里办公，办公桌整齐排列像学生们的课桌。 临门而坐的一位女老师问我找谁，我回答说我找金彦玲，又说明我是她的老同学。 她说：“金老师正在上课。 那里，那里的一张桌子是她的办公桌，你坐在她桌前等等她吧。 ”
好老好陈旧的一张办公桌，但是擦拭得干干净净。 桌前放着一把旧藤椅，补过不少补丁。 桌上堆着一摞摞学生们的作业本。 有一股清香味扑入我鼻息，啊，原来是桌上立了一只玻璃杯，杯中清水养着两支刺玫花。 刺玫花，柔弱的枝条，叶间隐藏着尖利的小刺，米粒般的小白花，香气却悠长而久远。
我深深地呼吸着花香，坐下来翻阅学生们的作业本。 终于，我又见到了金彦玲久违了的笔迹。 一本本作业她都批改得认认真真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不用说，她是个称职的好老师。
下课铃响了，我竟没听见，仍在翻阅作业本。 忽然，一个人的身影站在了我面前。 我抬起头，发现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老师，正怔怔地望着我。
我忙向她打招呼并说明情况，我说老师您好，我不是学生家长，我是金彦玲老师的老同学，来见见金老师。
她脸上飞上了笑容：“杨世运，想不到是你呀！ ”
“你，你……”
“真的一点儿也认不出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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