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周三开始下的，带着一种要把整座城市泡发的韧劲。
我蹲在档案馆负二层的除湿机旁，看着凝结的水珠顺着金属外壳往下滑，像某种缓慢流淌的血。
手里这份卷宗编号是“XC-1987-042”，纸页边缘已经发脆，油墨在潮湿里洇成模糊的云，只有右上角的红章还算清晰——“归档作废”。
这是我来市档案馆做临时工的第三个月，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标着“作废”的旧档案登记造册，然后送去销毁室。
大部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资料，破产的工厂、倒闭的商店，纸页里裹着的都是早已被遗忘的灰尘。
但XC-1987-042不一样，它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
卷宗袋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亮，显然被人反复翻动过。
里面只有三张纸：一张泛黄的职工登记表，照片处是个不规则的窟窿，像是被人用指甲抠掉的；一张工资条，名字栏被墨水涂成了黑块，金额处用铅笔写着“叁拾柒元伍角”；还有一张是手写的请假条，字迹娟秀，末尾的签名同样被涂抹了，只留下一点靛蓝色的痕迹，像只断了翅膀的蝴蝶。
“这谁啊？档案这么干净。”我对着空气嘟囔，指尖不小心蹭过请假条上的墨块，竟沾下一点灰黑色的粉末。
不是墨水，更像是……灰烬？
身后突然传来金属碰撞的脆响，我猛地回头，只有一排排铁柜沉默地立在阴影里。
负二层没有窗户，常年开着除湿机，嗡鸣声里总掺着点奇怪的杂音，像是有人在远处叹气。
管理员老张说这里以前是防空洞，墙里藏着不少“老东西”，让我别乱碰档案袋里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雾里，面前是张模糊的脸，看不清五官，只能听见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浸了水的棉线：“帮我……记着我。”
第二天我特意去查了XC-1987-042的来源。
档案系统里只有一行记录：“来源：红星纺织厂，1992年移交，因信息不全作销毁处理。”
红星纺织厂，我有点印象，好像是九十年代末破产的，厂址就在城西的老工业区，现在只剩一片长满野草的废墟。
午休时我溜出档案馆，坐公交去了老工业区。
雨还在下，土路被泡成了泥沼，踩下去能陷到脚踝。
纺织厂的铁门早就锈成了红褐色，锁孔里塞满了枯草，门楣上的“红星纺织厂”几个字掉了一半，只剩下“星”和“织”，在雨里歪歪扭扭地淌着水。
我从铁门的缝隙钻进去，里面比想象中更破败。
车间的玻璃大多碎了，雨水顺着窗框往下灌，在水泥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洼。
墙上还贴着褪色的标语：“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大干一百天，超额完成任务”。
角落里堆着成捆的棉纱，受潮后硬得像石头，上面长满了灰绿色的霉斑。
“有人吗？”我喊了一声，声音被雨声吞掉了大半。
走到办公楼门口时，我发现台阶上坐着个老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正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着什么。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
“你找谁？”他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想问问，你们厂以前有没有……一个档案不全的女职工？大概是1987年左右的。”我尽量说得模糊。
老头眯起眼睛打量我，忽然咧开嘴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档案不全的多了去了，那时候进来的临时工，好多连名字都是瞎写的。”
他用树枝指了指办公楼三楼，“以前劳资科在那儿，烧过一把火，烧得啥都没了。”
“着火？什么时候的事？”
“好像是……1989年吧，冬天下雪的时候，烧了一整夜。听说烧死了人，具体是谁，没人说得清。”
老头往地上啐了口痰，“厂里怕事，压下来了，后来就不了了之。”
我心里咯噔一下，1989年，正好在档案记录的1987年之后，难道那张请假条上的灰烬，是被火烧过的痕迹？
“那您还记得，当时有没有一个……写字很漂亮的女职工？大概二十多岁。”我想起那张请假条上的字迹。
老头的手抖了一下，树枝在泥地上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线。“写字漂亮的……”他喃喃自语，忽然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你说的是不是……小苏？”
“小苏？她叫苏什么？”
“不知道，都叫她小苏。”老头的声音压低了，“那姑娘是1987年来的，在细纱车间，字写得好，厂里的黑板报都是她出的。”他顿了顿，喉咙里发出像风箱一样的声音，“就是她，那年冬天……没跑出来。”
我愣在雨里，雨水顺着衣领往脖子里钻，冰凉刺骨。“那她的档案呢？怎么会……”
“烧没了呗。”老头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泥，“那场火邪乎得很，劳资科的文件柜烧得只剩个铁架子，啥都没剩下。后来厂里统计伤亡，有人说看见她从窗户跳下去了，有人说没看见，最后连个抚恤金都没法发，就当……没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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