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沙发的暗影里，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幽幽地吐出了这一番话。
声音是疲乏的，仿佛一条用得太久，被洗得泛了白、失了弹性的松紧带，软软地搭在那里，再也绷不起来了。
厨房里那盏为了省电而换的小瓦数灯，昏黄的光晕漫过来，恰恰只照亮了她半边身子，和垂在膝上那双筋络微突的手。
那双手，我是再熟悉不过的；儿子的奶瓶，女儿的尿布，一家人的衣衫，数不清的碗碟，都由这双手，一一抚过，摩挲了千百遍。
灯光在她花白的发丝上，染出一圈朦胧的、惨淡的光边。
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来应答。
屋子里霎时静下来，只听得见墙上老挂钟那“滴答、滴答”的步调，不紧不慢的，一步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坎上。
这声音，平日里是不大留意的，此刻听来，却分外惊心，仿佛一个冷酷的旁证，在为我们流逝的年华作着无情的记录。
我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从她那双操劳的手上，缓缓移到她的脸上。
时光是怎样爬过她的皮肤，我原是清楚的，却又仿佛在这一刻，才骤然看清。
她的脸颊早已失了年轻时那丰润的、苹果似的光泽与弧度，松松地搭下一些影子，像一枚被风干了的、皱缩的果子。
眼角的纹路，是密密匝匝的网，藏着无数个为孩子发烧而彻夜不眠的夜，藏着菜市场里为几毛钱的斤斤计较，也藏着那些我或许曾带给她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
她的眼皮有些沉重地垂着，目光却并不落在实处，只是空空地望着地板上那一片模糊的光斑，像是望着一去不回的青春。
我的心里无端地便是一阵抽搐，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了一把，又酸又痛。
我想起她嫁给我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怎么回想起来，竟渺茫得像前世的旧梦一般了。
那时的她，是何等模样呢？记忆的尘埃被轻轻吹开，露出一张光洁的、明艳的脸来。
也是这样的夏日，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的确良衬衫，两条乌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的，辫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像两只真的蝴蝶，随着她的脚步活泼地飞动。
她爱笑，一笑起来，眼睛便弯成很好看的月牙，里头亮晶晶的，盛着全世界的阳光。
我们那时住的是一间小小的宿舍，窗外有一棵很大的树，夏天开满一树米粒大的白花，风一过，香气便像潮水似的涌进来。
她常常坐在窗下缝纫，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身上、脸上跳跃着明明灭灭的光点，像一群金色的、安静的蜜蜂。
可那样的日子，竟短得像一个呵欠。
儿子来了，女儿也来了，生活的重心，便毫无保留地，全然倾覆到那两个小小的、嗷嗷待哺的生命上。
我们好像两匹被套上了轭的牛，还来不及看清前路，便只能低着头，顺着生活的垄沟，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了。
那些深夜里的啼哭，那些伏案工作的疲惫，那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像无数细小的沙粒，日复一日地，磨去了我们眼里的光，也磨糙了我们的掌心。
我们不再有工夫看槐花，闻花香；那扇窗，后来也被不断加盖的楼房挡住了视线，只剩下灰扑扑的一片天。
而她的青丝，便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磨洗中，一根一根，悄然换了颜色。
起初是几根，藏在浓密的黑发里，像是不听话的秋霜，偷偷点染了上去。她还会耐心地，让我帮她拔去。
后来，那霜色便蔓延开来，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再也拔不尽了。
再后来，她索性也就不管了，任它白去。
这白发，是为我们这个家，为那两个孩子，一寸一寸，熬成的啊。
我的思绪，被她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打断了。
她微微动了动身子，将目光从地板上抬起来，转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要从那无边的黑暗里，寻出下一个十年的踪迹来。
“之后下一个十多年，二十多年，三十多年……”
她的话语，像一缕游丝，在寂静的空气中飘摇，却在我心里激起了惊涛骇浪。
下一个十多年，我们大约真是在带儿子的孩子了。
那时，我的臂弯或许已抱不动那沉甸甸的小生命，我的老腰，怕是经不起长久的弯曲了。
而她，我的妻，定然是戴着老花镜，就着窗前更昏浊的光，一针一线，颤巍巍地，为孙儿缝制小衣小褂。
她的白发，定是比现在更多，更密，像顶着一头蓬松的雪。
再下一个二十多年呢？
女儿的孩子也该来了。那时，我们该是怎样的龙钟老态了？
她的背，会不会已经佝偻，像一张被岁月拉满了又松下去的弓？
她的步履，会不会变得蹒跚，需要倚着一根拐杖，才能在那熟悉的客厅里，缓慢地移动？
她的脸上，定是布满了核桃壳一般深的皱纹，笑起来，再也寻不见当年那月牙儿的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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