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ki，我辞职了。”2010年底的时候，那位一直被公认为我们业务线本地负责人的开发经理告诉我。
“什么？你干的那么好，为什么要走呀？”我震惊极了。
“几年了，升不上去了。虽然加了点工资，但我的小组没有进几个新人，负责的产品很稳定了，没什么新功能，很难发展起来了。”
“你老板什么意思呢？你为我们业务线在深圳出了那么多力！而且你走了，谁来顶替你呀！外面很难招你这样的人才！”他的能力和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都很信服他的。
“我老板也就比我高一级，他也很多年了，上面的老板也一样呢。这个产品就这样了，太老了，人也很固定。我们老板？”他苦笑了下，继续说道：“我只是提了一下，还没走流程，就已经找好人接手了。有机会谁都想抓住机会往上走的。”
他离职后，我消沉了一阵子。因为我的情况和他差不多，进公司快三年，就带两位同事。老板虽然在待遇上对我还不错，但是升职这事从来就没一点儿消息。
后来，换了新老板，对我非常好，又是加薪，又是去印度，又是招人。那时加上手工测试组，本地QA团队超过了二十人。我因此有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让我一度有种轻飘飘的感觉。
然而随着部门的扩张，那年进来了超过五位经理，而且有几位一进来职级就是高级经理。而且他们组后面还在不断扩大，他们因此也在不断升职，最后到了总监级别。而我们这些来到比他们早的经理，基本都是在第五年才升了一级，后面更是没动静了。
大家私下里也会讨论，总结发现，他们和我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老板都是美国人，而且是级别较高的高级总监。而我们的老板都是印度人，上级老板也就比我们高一级。
后来大家慢慢地发现：我们业务线中的美国人大多是高级别的管理者，很少有做具体工作的工程师。有些组即便在美国有不少工程师，但是也是总监以上的人直接管理着，奉行扁平化管理。而印度，则像他们的种族制度一样，管理层级多，一层层的。
经过两三年的合作，美国管理者对深圳同事们的工作效率是高度认可的，他们是非常乐意扶持深圳部门的发展的。而大部分的印度管理者除了完成上级的压力，象征性地在深圳招聘了一些人，分出去部分工作，就作罢了。
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过来了，加上公司福利待遇不高，在深圳只能算是中等偏上点。那时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在高速发展，本地大户们也财大气粗的，所以不少有养家压力的同事们纷纷开始寻找下家。因为公司的名声，他们在外界也很受欢迎，基本都成功跳去了想去的公司。他们离开后，猎头更是直接按照泄露的电话一个个打电话挖人。因此那几年走了不少人。
有天我也收到一位前同事的电话，说他去了XX（本地非常有名的IT公司），部门要开个新产品线，要招个人管理QA部门。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试试，可以的话他马上推荐。
这家公司非常有名，我在上家找工作时就投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学历的问题，没有收到面试邀请。我把我之前投过简历但没下文的情况告诉他，他说没人推荐很难的，HR成天收到上千上万的简历，只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做初步筛选的。
虽然那时我并没想着走，但是抱着想看看他们的面试有多难的想法，就答应去试试。经过笔试和三轮的面试，居然非常轻松地就通过了。
然而我告诉老公时，他不希望我去。那时他刚好在创业，孩子又在读书，需要接送，听说那家公司要加班，而且压力大，他希望我还是呆在现在的公司。
老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我犹豫了。我们公司虽然工资不咋的，但是不用加班，假期多，工作时间自由。在老板的同意下，孩子上学的几年都是我提前离开公司去接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在继续干活。同事们也一样，家里有事就申请在家上班。而且其他福利很好，商业保险不单单保障员工，还保障孩子。
我又向其他几位在我面试过的那家公司的同事打探那个新部门的情况，结果都不建议我去。说新部门压力大，而且那条线并不是盈利部门，有风险。于是综合考虑我放弃了。
那几年部门的流失率不断攀升，最高时达到13%。虽然比起其他大公司来说不算高，但是对比公司以前的百分之几的离职率，则是让管理者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于是SVP又一次来到了深圳，和大家了解情况。那时深圳房价高涨，物价也很高。我们特意带SVP去公司对面新建的大商场吃饭，好好地感受下国内的物价。SVP三年没来了，也被科技园拔地而起的写字楼和物价深深地震撼到了。
虽然SVP体会到了我们日益增长的生活压力，但是也表示很难加到能足以和互联网大厂的工资，有压力的即便加了也会走，而不走的同事即便不加也不会走，于是他也没做太多改变，只是让经理们可以通过调薪，或升职，或给予股票的形式留住绩效好的员工。另外在HR的建议下，减少社招，开始考虑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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