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马定凯从省城打来电话“汇报工作”时，也委婉地提到了这件事，意思是希望方云英能跟儿子说说，在案子处理上“把握尺度”，“控制在可控范围”。现在看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些许失控的风险，各方的压力正在通过不同渠道，向他们这个家庭汇聚。
方云英内心挣扎着。一边是丈夫基于现实利益的强烈反对和对儿子的保护，一边是她内心深处对儿子靠真本事立身的期望，以及对县委当前重点工作某种程度上的认同。还有马定凯那隐含的暗示……
良久，她似乎妥协了，叹了口气，声音有些疲惫：“好吧。那……等小友明天回来，或者有空的时候，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说……。”
“何必等明天？” 彭树德立刻道，“现在就打！这个事儿，已经有好几个人拐弯抹角找过我了！再不管，我告诉你，后悔都来不及！你不是不想干了吗？我无所谓，反正我是企业干部。可小友不一样，他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在体制内想走得远，离不开众人抬轿！这个道理，你当常务副县长，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方云英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伸手拿起了茶几上那部笨重的“大哥大”移动电话。她凭着记忆，先拨打了儿子彭小友在公安局单身宿舍的电话。
听筒里传来长长的“嘟——嘟——”声，响了七八声，一直无人接听，直到自动挂断。
“没人接。” 方云英放下大哥大。
“打他办公室电话！” 彭树德催促。
方云英看了他一眼，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的号码。
同样，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但传来的不是彭小友的声音，而是一个年轻干警的声音：“您好，经侦大队值班电话。”
“我找彭小友副大队长。” 方云英说。
“哦，彭队啊？他不在办公室。下午出去之后就没回来。您是哪位？需要留个口信吗？” 对方客气地问。
“不用了，谢谢。” 方云英挂断了电话，看向彭树德，“办公室也没人。估计……年底了，他们年轻人，酒局多，可能和朋友出去吃饭了。”
彭树德闻言，脸色阴沉，暗道这小子不会连夜加班了吧。就重重地“哼”了一声，没再说话，起身走进了卧室，把方云英一个人留在了昏暗的客厅里。
1月23日，天气依然干冷，但难得地出了太阳，阳光虽然没什么暖意，却让灰扑扑的县城显得亮堂了些。
上午九点，两辆挂着东原市牌照的轿车驶入曹河县委大院。
副市长郑红旗，带着市教育局局长孔德文一行，到曹河县专题调研“两基”工作。
“两基”，是九十年代初国家着力推进的一项重大基础性民生工程，指的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两项工作是提高国民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石，尤其对于曹河这样的贫困县而言，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长远发展积累人力资本的根本之策。
在东洪县我担任县长期间，曾下大力气抓教育，东洪的教育质量，特别是高考成绩，一度走在全市前列，每年都能有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这在当时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但农村学生录取比例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对于一个贫困县来说，是丁不起的成绩，也成了我工作中的一个亮点。因此，对“两基”工作，我不仅熟悉，也有感情。
我带着县委组织部长邓文东，宣传部长张修田以及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钟必成等人，早已在楼下等候。车停稳，郑红旗副市长率先下车。
红旗市长自从卸任曹河县委书记之后，整个人状态不错，看起来精神饱满，面色红润。
红旗市长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围了一条灰色围巾，脸上的笑容温和沉稳，目光扫过来，依旧是我熟悉的那种既亲切又透着审视的意味。
“红旗市长，孔局长，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 我快步迎上前，双手握住郑红旗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温暖有力。
“朝阳啊，又见面了。” 郑红旗笑着用力回握，另一只手在我手臂上拍了拍，“这次来，可是要看看你的‘新地盘’，听听你在教育上有什么新招数。孔局长，”他转向身旁的教育局长孔德文，“这次你们要好好总结，曹河在教育上的变化。”
孔德文局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学者气质，笑着和我握手：“李书记，要把东洪教育的经验带到曹河来啊。红旗市长可是没少夸你，还说你是他带出来的干部里啊，最能打硬仗的。这次调研，我们可是带着学习取经的态度来的。”
“孔局长过奖了，红旗市长是老领导，一直关心我。在曹河，我也是刚上手，很多工作还在摸索，正好借这个机会，请两位领导多指导。” 我谦逊地回应。
寒暄过后，按照预定行程，调研队伍直奔几个基层教学点。我们先后走访了县城里的曹河一中、二中，又驱车几十里，到了农村的陈桥乡中学和马洼村小学。整个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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