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友是昨天下午六点，带着经侦大队两名信得过的年轻干警，赶到县看守所的。冬天天黑得早，看守所高墙上的探照灯已经亮起，隐约可以看到墙角岗楼里的武警战士背着枪在执勤。
走进那间特意安排的审讯室，一股混杂着霉味的阴冷空气扑面而来。
房间不大，窗户用铁栏杆封着，玻璃上凝着厚厚的白色水汽。
房间中央，固定在地面上的铁制审讯椅上，苗树根被铐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秋裤，光着脚，整个人蜷缩着，瑟瑟发抖，牙齿咯咯作响，脸色青白，嘴唇发紫。
被铐在扶手上的两只手，因为寒冷和长时间的固定姿势，显得有些僵硬肿胀。听到有人进来，他勉强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惊恐和麻木。
彭小友推开门进去时，治安大队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干警叼着烟，跟着走了进来，面前放着一个铝皮的小水桶，里面装着半桶水，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铁皮水瓢。
老同志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冲着苗树根努了努嘴，用闲聊般的语气对彭小友说：“彭队！这天儿是真他妈冷，哈？”
苗树根听到声音，哆嗦着，声音发颤，带着哭腔：“同、同志……冷，太冷了……要冻、冻死了……能给件衣服吗？”
那老同志像是没听见，自顾自地用瓢从桶底搅了搅，舀起满满一瓢水，在手里掂了掂，走到苗树根面前，语气依然很平常，甚至带着点“关心”：“冷啊？冷就对了！洗个热水澡，啊不对，这水有点凉，凑合洗洗，擦一擦，活动活动血脉，就不冷了。” 说着，手腕一翻，那瓢刚从冰冷水桶里舀上来的、接近零度的凉水，“哗”地一下，从脖子位置到脚浇在了苗树根身上！
“啊——！！！” 苗树根发出一声凄厉得不似人声的惨叫，身体猛地一弹，却被手铐牢牢锁住，只能徒劳地挣扎扭动。
苗树根抬眼骂道：“你妈……”
骂了一句，这水又浇上来，他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大口喘息，涕泪横流，语无伦次地哭喊：“你们……你们不能这样！这是犯法的！我要告你们！冻死人了啊！！”
那同志把瓢扔回桶里，放在地方，吐了烟头，拍拍手，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嘿！我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识好歹呢？一没打你，二没骂你，让你洗洗澡，清清脑子，你还吆五喝六的？告我？行啊，你是出血了还是冒脓了！” 他说着，似乎觉得不过瘾，又拎起剩下的半桶水，作势要泼。
“行了，老刘。” 彭小友开口制止，声音不大，但带着命令的口吻。
他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目光在苗树根狼狈不堪的样子上停留了一瞬。他知道，这也是技巧，一个拉，一个打。
治安大队这些老油条，有的是办法让人“开口”，而且往往游走在规则的边缘。这种“冷处理”的方式，虽然上不了台面，但在对付苗树根这种滚刀肉时，有时比正儿八经的讯问更有效。
那姓刘的同志嘿嘿一笑，放下水桶，没再继续。但他很“贴心”地走到窗边，把原本关着的窗户，“吱呀”一声推开了大半。
冬夜凛冽的寒风灌进本来就阴冷的审讯室，温度骤降。
苗树根猛地打了几个喷嚏，浑身抖得像筛糠，嘴唇彻底变成了乌紫色，眼神开始涣散。
这时，审讯室的门又被推开，治安大队大队长郑建出现在门口。他披着警用棉大衣，嘴里叼着烟，双手叉腰，目光扫过室内，最后落在彭小友身上，朝他招了招手，言语不清的道：“小友，出来一下，给你交代几句。”
彭小友对两名经侦的同事低声嘱咐了一句“看好他”，便跟着郑建走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将苗树根绝望的和寒风的呼啸关在了里面。
走廊里灯光昏暗，郑建递给彭小友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吐了口烟雾：“小友，苗树根这王八蛋，以前牛的不行，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常规问法，没用。兄弟们下午已经给他‘松了松筋骨’，现在正是火候。”
“现在去问？”
“不，还得熬。我的意思是啊，你先别急着进去问，晾他半夜。到后半夜，人最困乏，意志也最薄弱的时候，你们再进去。到时候，不用你多问，他自己可能就憋不住，什么都往外倒。”
彭小友默默吸了口烟，点了点头。这套路他懂。以前在刑警大队跟郑建办案子时，没少见。
有时候，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和时间的煎熬，能摧垮一个人的心理防线。那个时候的人，多数想着大不了坐牢，也比在这活受罪强。
郑建这是在传授经验，也是把“攻坚”的功劳，巧妙地过渡给他。
“郑大，我明白。谢谢。” 彭小友说。
“跟我还客气啥。” 郑建拍了拍他的肩膀，“人交给你了。注意方式，把握节奏。我估计，后半夜差不多了。你们经侦的兄弟也辛苦，一会儿我让食堂弄点夜宵送过来，暖和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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