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彭厂长，不用麻烦了。” 我对彭树德摆摆手，又看向吕连群，“吕书记，我不休息了。今天天气不错，晒晒太阳挺好。连群同志，你……这是有事？”
吕连群点点头，凑在我耳边要做汇报，彭树德和邓文东、钟必成几人就主动到太阳底下晒起来太阳聊天抽烟。
吕连群道：“李书记，有点工作，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他手里的公文包看起来有些分量。
我立刻明白了。能让吕连群在郑红旗副市长调研间隙专门赶过来汇报的，恐怕不是一般的工作。
我转头对陪同的邓文东、彭树德以及其他几位干部说道：“文东同志，树德同志，都趁着这个时间休息一下吧，大厅沙发坐坐也行。我和连群同志谈点事。”
县委书记不休息，县里的干部自然不好意思真的去休息。邓文东笑道：“李书记您忙，我们就在这儿晒晒太阳，聊聊天。” 彭树德也识趣地说：“那李书记，吕书记，你们谈，我就在这边，有什么事随时吩咐。”
我点点头，对吕连群示意了一下，朝着宾馆门口阳光较好的廊檐下走去。那里相对僻静，又能看到院子里的情况。
刚走了两步，我看到县委宣传部长张修田正提着裤子整理衣服，显然是刚上了厕所。
想起上午调研时酒厂子弟校的事，我又停住脚步，看向县委宣传部长张修田。
张修田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大半，但精神矍铄，戴着副黑框眼镜，颇有学者气质。他以前长期在宣传系统工作，因为县委暂时没有专职分管教育的副书记，目前代管文教卫工作。
“修田同志，” 我叫住他，“你过来一下，有个事顺便问问你。”
张修田应了一声，跟了过来。于是，我、吕连群、张修田三人走到了宾馆门口的廊檐下。冬日下午的阳光照在身上，驱散了室内的阴冷，暖洋洋的，很是舒服。院子里，邓文东、彭树德等人三三两两地站着，低声交谈，抽烟，既不敢远离，也不好靠太近。
我面朝阳光，微微眯起眼，对张修田说道：“修田同志，上午的调研和座谈会，我都听了。有个问题，我注意到你在汇报和交谈中，涉及到曹河酒厂那所子弟学校——就是现在的曹河酒厂中学和附属小学时，好像……有些避重就轻，谈得比较含糊。我记得我刚来就给你布置了任务，要把这些子弟校全部从企业剥离出来。我这一直在忙，你也没汇报，今天我听你讲，目前好像进度不大吧。”
张修田颇为尴尬的看了一眼吕连群，笑着道：“李书记，有阻力，我还在推动！”
“这所学校一年也是吃掉县里一两百万，他的属性、经费来源和监管问题理清楚没有，哪些方面有阻力？”
张修田显然没料到我还会问起这个具体的问题，而且点得这么准。他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他又看了看旁边的吕连群，吕连群很知趣地微微侧身，朝着台阶下面走了过去。
张修田这才压低声音，带着一副无力回天的表情缓缓说道：“李书记，您观察得很细。这个曹河酒厂的子弟学校，确实是个比较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它最早是酒厂办的子弟学校，属于‘企业办社会’的产物。这些年，县教育局也跟酒厂方面谈过几次，希望他们能逐步将学校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移交地方，纳入全县统一的教育管理体系。但是……酒厂方面的抵触情绪比较大，一直没谈拢。”
“抵触？理由是什么？” 我问。
张修田犹豫了一下，确保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李书记，这里面……有些复杂。您可能知道，现在分管文教卫工作的副县长钟必成同志，还有酒厂的管委会主任钟建同志，他们两位……和已经调走的钟毅书记，关系都比较近。当年酒厂办学校，钟毅书记是支持的，认为这是企业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稳定队伍的好办法。现在要剥离，涉及到人员编制、资产划转、经费渠道等一系列问题，阻力不小。”
他看了底下几个聊天的干部没人关注这边，我也看了看副县长钟必成。钟必成这个同志颇为高傲，一个人在小花园边上抽着烟，我到了县里之后，只有党政联席会的时候见过两次，从来没到办公室汇报过工作。今天红旗市长来，他作为县政府的分管副县长，也是不冷不热。
张修田继续道：“而且，这个学校现在虽然还叫‘酒厂子弟学校’，但实际上早就面向社会招生了。光靠酒厂那点职工子弟，根本养不活一所完全中学和一所小学。它收取的学费，标准是自己定的，县教育局……不太好直接监管。毕竟，它名义上还是企业内部的办学机构。”
我听着，心里渐渐有数了。企业办学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普遍现象，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学校成了企业的一个特殊“资产”或“负担”，既可能成为创收的渠道，也可能成为消化关系、安排人员的场所，还可能因为企业经营不善而影响教育投入。最关键的是，脱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监管，教学质量、收费规范、资金使用都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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