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十八,刘庄村西坡那片沙岗地里,日头毒得像下火。刘老蔫和他那半大的儿子,正弓着腰,用豁了口的镢头,一下一下地刨着板结的土坷垃。地太硬,一镢头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震得虎口发麻。汗水早就湿透了补丁摞补丁的褂子,碱花子一圈圈地泛出来,贴在皮肉上,又痒又扎。
“爹,歇会儿吧……”儿子喘着粗气,嗓子眼干得冒烟。
刘老蔫直起腰,用手背抹了把糊住眼睛的汗,眯眼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头那个插着的、画着红叉的木牌子——那是划分给他们这“西坡作业组”的地界。牌子上“刘”字的那一竖,被人用石头划拉掉了半边,像个咧开的、嘲讽的嘴。
“歇啥?没听见早上敲钟?完不成今天的土方量,扣工分!”刘老蔫瓮声瓮气地说,又弯腰抡起了镢头。他知道,马赶明定的“新规矩”里,西坡这片的工分,本就比东河湾那边低两成。再扣,这一季就白干了。他婆娘还在家等着抓药,小闺女秋天想买本新华字典,眼巴巴盼了半年了。
地头不远处,是东河湾那片水浇地。侯五领着几个马姓、侯姓的年轻后生,正不紧不慢地收拾着灌溉的垄沟。地已经犁过一遍,又松又软,泛着黑油油的光。有人甚至从沟渠里摸了条巴掌大的鲫鱼,用草茎串了,嬉笑着比划。笑声顺风飘过来,刺得刘老蔫耳朵疼。
“同人不同命啊……”旁边地里的老光棍陈四,啐了口带沙子的唾沫,压低声音,“人家那是亲兵,咱们这是发配来的劳改犯。”
“少说两句吧,”刘老蔫头也不抬,“让‘耳朵’听见,下回发配你去北山坳开荒。”他说的是陈石头。自从当了保管员,陈石头像是变了个人,整天背着手在地里转悠,眼神像钩子,专盯谁偷懒耍滑,谁交头接耳。村里人背后都叫他“马队长的眼睛”。
陈四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只是手下刨得更狠了些,仿佛那硬土就是令他愤懑的根源。
就在刘老蔫父子在毒日头下挣扎的同时,七十里外的县城,天色却是阴沉的。
刘麦囤和韩耀先蹲在县革委会信访办公室外头的墙根下,已经第三天了。两人都是一身尘土,嘴唇干裂起皮。装干粮的布袋子早就空了,韩耀先小心藏在内裤夹层里的最后几块钱,昨天买了几个黑面馒头和两碗白开水,也花得差不多了。
信访办那扇掉了漆的绿门,开开合合,进进出出的人脸色要么焦急,要么麻木。他们俩的材料,是前天下午,托了老黄头在县农机站当临时工的远房侄子黄卫民,拐弯抹角递进去的。黄卫民说了,里头有个办事员是他酒友,答应“尽快往上反应”。
“尽快”,这个词像根飘在半空的稻草。从昨天等到今天,信访办的人换了一茬,没人搭理他们。偶尔有干部模样的人出来,目光扫过墙根下这群形容枯槁的上访者,就像扫过一堆碍事的石头,漠然移开。
“麦囤哥,要不……咱再去问问?”韩耀先的声音有些发虚,眼睛下面两团乌青。这几晚,他几乎没合眼,一闭眼就是马赶明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还有陈大嘴被拖走时那张绝望的脸。他知道,自己交出去的那些账本和票据,是把双刃剑,能伤马赶明,也能要自己的命。现在,剑递出去了,却悬在半空,不知会落在谁头上。这种等待,比挨打还难受。
刘麦囤没说话,只是盯着自己裂了口子、露出脚趾的解放鞋。鞋是离开那晚,老黄头硬塞给他的,说路上好走些。鞋很合脚,但每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那是离家的距离,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想起临走前,病床上的二叔刘汉水握着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攥得他生疼:“囤啊,咱老刘家,就剩这点指望了……爹当年没看错你,你是个有胆气的……”
胆气?刘麦囤心里苦笑。他现在只觉得浑身发冷,饿得前胸贴后背,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面对马赶明那些具体的陷害、污蔑,他愤怒,他想拼。可面对这扇沉默的、代表着“上面”的门,他像一拳打进了棉花里,空荡荡的,使不上一点劲。
“同志,”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中年干部从信访办出来,刘麦囤猛地站起来,拦住了他,声音因为紧张而干涩,“我们刘庄村的材料,前天递进去了,想问问……”
中年干部停下脚步,打量了他们一眼,眉头微皱:“什么材料?哪个部门接的?”
“是……是关于我们村生产队长马赶明,贪污、打击报复的举报材料。”韩耀先抢着说,手不自觉地在裤子上擦着汗。
“哦,那个啊。”中年干部似乎想起来了,语气平淡,“材料收到了,领导看过了。不过,同志啊,”他顿了顿,用一种混合着同情与公事公办的口气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涉及到基层干部,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单凭你们这些……书面材料,很难立刻下结论。领导批示了,要‘调查研究’,要‘核实清楚’。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安心生产,相信组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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