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徐平与晏殊和章得象端坐，三位执政拱手行礼，分座议论朝政。
徐平道：“以后至午时，众宰执到政事堂集议，用茶点。若无难决之事，午后各自休务归家，诸位以为如何？此为常例，若有紧急大事，可以急召众人来政事堂。”
众人拱手：“谨依相公吩咐。”
晏殊道：“丰胜路范仲淹奏，西北事务繁多，在朝廷多有阻滞，甚是不便。他提出宰执中可否分出一人，专理西北事务。如此一来政令通畅，上下皆得其便。”
陈执中道：“我觉得，此议可行！”
徐平看了陈执中一眼，淡淡地道：“公事之中，没有我觉得！各路事务，自有中书门下诸衙门处置。依制度而上奏，合于道理则行，不合道理则格。现在事有阻滞，是各衙门道理未通。政，就是当政者要正，学而能改则正。我初居相位，道德未立，其理未通，衙门理事心中有惑，至有阻碍。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定个章程，凡在京待制以上官员，每过多少天，聚集学为政。道理不辨不明，大家边学边辨，心中无惑才好理政！”
众人没想到徐平穿上公服真是一点面子不给，心中一凛，一齐拱手听命。
徐平又道：“宰执对省事通治还是分治，自唐朝就有议论。虽然一直有人说众宰执分治省事为便，却终究不行，凡分治用不了多少时间必改回来。为何？”
“宰相当国，以什么当国？以贤当国还是以能当国？对道理似解未解，自觉君子当政该信而无疑者，就以为当政者必选贤君子，选贤君子后当用之不疑。此想法大误！宰执正位政事堂，非用其能也，用其贤也。理政当由各衙门依制度而行，宰执通其理。道理于政事中一以贯之，行于天下，去万民对朝廷政事之惑。一人其贤终有道理不通之处，是以数位宰执共处政事堂，查漏补缺，集众人之力而正宰相之位。朝廷理政之能，在中书门下诸衙门，非在宰执。若分治省事，是把中书分成几衙门，政事堂名存而实亡！”
宰相是干什么的？确切地说，宰相不是处理朝政的，而是对朝政把关的。行政制度中的这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把政权的治国之理，彻底地贯通于全部制度和施政中。把秦汉时的丞相制度，改成多人执政的宰执集团，并不是为了分相权，也不是为了互相牵制，而是天命已经不被人民认同，执政者再由一个人向天命负责，已经难解人民对政治的惑了。
丞相制时，天下有灾异，说明天对政权有意见，由宰相出来负责。或贬官罚俸，或者是直接换人，以应天变。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会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有凝聚力。
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由什么来保证？靠着选举制互相牵制？其实那只是部落遗风，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现在北边的契丹还在行柴册礼，契丹皇帝是由世选制产生，凡有大事他们也是进行各世选诸侯的大集议。这是从部落直接进化到帝国的文明中，很多都会有的现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对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请了洋人的制度来镇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为神，觉得不可战胜。从史书中看到契丹还存在着部落遗风，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慑，便就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高呼为什么大宋打不过契丹，人家契丹有着洋人那神一样的传统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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