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殿上、当朱由检已经确定要废除关税和进城税，百官之中也没有什么人敢跳出来反对。
或许他们会在事后的奏疏中向朱由校示意这样不妥，但当着朱由检的面，他们很清楚自己反对也没有用。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朱由检不仅仅要对这一项财税进行取缔，还要做另一件事。
“自今日起，天下贩卖酒水之商贾，都需要向皇店办取售酒证，每斤酒收取三文酒税。”
“民间需要领取酒曲才可制酒，酒曲每斤一文，无酒曲而私自制酒超过十斤者，每超过一斤罚钱百文。”
“邻里若有举报者而嘉赏一半罚金，若有明知而不举报者，处罚一半罚金。”
“商贾私造酒五十斤、私运酒入城售卖达百斤者，处死。”
“收购民间百姓制酒超过十斤者，流放抄家！”
朱由检制定了严苛的酒政，并扫视了一眼百官。
“不可！殿下此乃与民争利啊！”
“殿下、我朝宽于民，若是起酒税，岂不是与赵宋一般贪得无厌？”
“殿下、万万不可啊……”
“殿下……”
没有出乎他的预料，当他宣布要开始有条理的收取酒税，百官们先是一愣，随后便开始乌压压的上疏，高呼不可了起来。
酒是生活中常见的饮品，聚会、小酌都要饮上两杯。
似乎看上去，古往今来，饮酒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自古以来，当朝廷出现灾情，粮食歉收，统治者便会下令禁酒，就算你是地主，也不能私自酿酒，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古代生产力落后，百姓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存粮不多，而饮酒不但会上瘾，还会带来社会的奢糜之风，大量浪费粮食。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统治者会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酒政。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主要出现过三种酒政，即禁酒、税酒、榷酒（专卖）。
生产力不高，但是气候温暖的先秦时期，不止是民间禁酒，甚至连百官都被明令在部分时间不许饮酒。
周文王在总结殷商戒酒兴国和纵酒亡国的教训后，制定了最为严厉的禁酒政策。
即《尚书·周书·酒诰》中：“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意思是，周文王告戒官员，不要饮酒误事，如果发现有人聚众饮酒，就格杀勿论。
周朝的禁酒政策，将酒文化引向了正确的轨道，为后代禁酒提供了事实依据。
哪怕到了气候温暖的春秋时期，也只有宫廷宴会、祭祀天地、赏赐大臣等时候可以饮酒，民间如果私自饮酒，动不动就杀头。
直到汉朝，长期的战争使得民生凋敝，为了节省粮食，萧何制定了严禁聚众饮酒的政策，但已经从杀头转变为了罚金。
真正第一个尝到酒税好处的皇帝是汉武帝，因为是他开创了榷酒（专卖）的先河。
在国家财政压力变大的时候，桑弘羊建议国家实行盐、铁、酒的专卖制度。
不过桑弘羊开创的榷酒的政策，会带来机构臃肿的弊端。
到了汉昭帝时期，西汉的酒政由专卖改为课税。
民间可以造酒买卖，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钱，即每升课税4钱。
到了后来，西汉甚至出现了今有醇酒一斗，直钱五十的现象，酒税的税率达到了44%。
成为了汉朝乃至历朝历代的一个重要税收，哪怕唐代初期没有开酒税，但安史之乱后的中后期也忍不住开征了酒税。
唐代宗广德二年，官府登记全国的酒户，每个月必须缴完酒税，才可以卖酒，标准是长安附近的酒户交十五文/升，酒税约50%。
每年征到酒税一百五十六万贯，占全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有着唐朝的例子在前，宋朝自然对酿酒业的控制非常强，其中就包括两方面：
第一、开办大量的官营酿酒坊，从生产到销售，把持酒的专卖。
第二、继承五代以来的“酒曲专卖”的制度，允许民间酒户酿酒，但必须从官方购买酒曲，同时课以重税。反正酒户想酿酒，必须用到酒曲，而且根据购买酒曲的数量，可以推断出酒的产量，征税也“有的放失”，酒户基本不可能逃税、漏税。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酿酒业，宋初便制定了严厉的“禁曲令”，规定：“私造曲15斤、私运酒入城达3斗者，处死。卖私曲者，按私造曲之罪减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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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酒税达到古代巅峰，宋代的榷酒收入直接拔充军费，因此是支撑边境军费的重要来源。
宋代的酒税从立国以来，在财政收入中一直占据较高的比例，天禧末年超过了100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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