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过程中，房地产这个原有的发动机被干废了，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
旧模式之下，只要经济不行了，放水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现在，新模式之下，面对经济的问题，越是放水，反而越是容易扩大通缩危机。
过去是：企业看得见需求，但缺钱；老百姓手里的收入一直在增长，但买东西花销也多，有些东西买起来还挺贵。现在，则变成了：很多企业借钱容易了，但需求和市场看不见了；老百姓们买东西便宜了，但大量老百姓没钱了。
因此，高层需要驱动新的发动机。
而高层要驱动的新发动机，也许是：生物科技和养老大健康，以及高附加值型的外贸。从解题来说，短期问题，是借助新的发动机，把握好时间窗口，让大盘稳定下来，不要持续动荡，也避免通缩危机。中长期问题，则是真正完成换挡和结构性调整，尤其是需要有各种新的需求诞生，也让经济发展和民生可以是正向依存的。
所以，如果留意的话，其实高层的行动是一揽子的，也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布局。
如果只落回到9月的关键动作的话——
7月，三中全会召开；
8月，三中全会后首次国常会，近2年来首次把目标对准“外部”，以“开放贸易”和“外商投资”为核心主题；
9月初，发改委就公布了2024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负面清单全面清零；同期，商务部发布了通知，对外资开放了生物技术与独资医院领域。
然后，9月19日，美联储正式降息。
9月24日，国新办临时会议，3位金融大佬出马，发布了亮瞎我们双眼的一系列政策。
所以，我们等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这个信号出现，就是这个阶段的“总攻”开始的信号。
理想来看，这个阶段，把大量资金吸引进来且能稳定留住，以及通过一系列降房贷、促消费、保就业等政策，能够走出“通缩危机”，真正有一个能稳住大盘的时间窗口。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中长期的问题，需要继续快速推进，完成结构性改革。
而，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可能在于：要抓住需求侧。
又重新回到开头讲的“外循环+内循环”上面来。
假设，无论外循环还是内循环，现在在政策工具和金融/资本市场上都可以重新稳定下来了，但产能过剩+内卷竞争问题仍然存在，则这个时候，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完成对需求侧的改革。
一种传统观念里，经济发展只有关于生产和分配。
这个逻辑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要增长，就得尽可能多地生产货物，卖给其他国家，赚到钱大家分。
要生成的货物，也一定是市面上已有成熟对标对象的产品，我们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来进行生产，这样就能赢得别人的认可。
这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的逻辑。在发展期，这个逻辑是没错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一直坚持这个逻辑，最后必然导致“内卷趋向”，大家都做得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累，但利润却越来越薄。
怎么破局呢？一种是：让核心技术和壁垒必须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产品是创新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因此你可以面向全球范围内持续输出自己的核心产品，且还能获得溢价。无论苹果、微软还是特斯拉，都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们这几年特别强关注高端制造、前沿科技层面的创新。也特别希望本土能多出几个比亚迪，多出几个华为这样的企业。
另一种破局思路，则是要理解，经济发展里，还有一种逻辑是：需求拉动经济。
所以，如果市场里，用户的原有需求必然导致内卷，那就要给用户们空间，让他们能产生新的，可以让大家都不那么卷的需求。
这就必须要提到服务业了。
“工业品和服务业的定价机制是不同的。
工业品的定价机制，基本是全球一价化。
这就意味着：如果是以常规的工业品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各国人均收入也不会有太大差别。一瓶洗发水在全世界售价差别不大，因此各国洗发水生产者的收入也差别不大。所以，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别，主要来源于一国独特的事物的价格（例如某国特殊资源、独特垄断专利品、或者一国国内服务业）。
对于一般发达国家，主要源于服务业的价格差。
在中国，一位婚姻咨询师可能收费200元每小时；在美国，一位婚姻咨询师可能收费200美金每小时。这就带来7倍的收入差距。这里，服务业定价（尤其是相对于工业品价格的定价）是关键。
如果一国教授、歌星、设计师、咨询师、科研工程师、作家、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摄影师、星级厨师、投资经理、画家……都能获得相当高的服务价格，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些服务价格比工业品价格高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容易是高收入国家。与传统经济观念恰恰相反：并不是靠工业品赚的钱养起服务业，反而是工业品只提供基本收入，服务业才能撑起整体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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