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将最后一份文件塞进碎纸机时，时针刚好指向六点半。窗外，北京东三环的写字楼群已亮起星星点点的光，像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电子脉搏。我揉了揉发酸的眼角，收拾好包离开公司。地铁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闺蜜发来的消息：“我爸又向我要钱了，这次说是医保报销出了问题，缺口两千。”
我盯着屏幕上“爸”这个字，心里像堵了团棉花。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徘徊良久，最终只打出两个字：“给他？”
消息发出去，我突然觉得可笑。三十五年的人生里，我给过太多类似的建议，却从未能给自己一个答案。地铁呼啸进站，人群将我推出车厢，我随着人潮移动，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张脸——陈晓梅，那个和我有着相似境遇的同事。
“晓梅最近怎么样？”我回复闺蜜。
“还能怎么样，前天她爸又去她公司闹了，说是不给生活费就去劳动局告她不赡养老人。她领导都找她谈话了，怕影响公司形象。”
我站在人行横道前等红灯，秋风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我脚边。绿灯亮了，我却迈不开步子，脑海里全是陈晓梅那张强颜欢笑的脸。她在茶水间跟我提过一次，她爸每个月固定要四百，雷打不动，比房东收租还准时。可她自己已经失业快一年了，靠接点零散的设计活勉强糊口。
“我有时候想，要是小时候他对我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我现在也不会这么难受。”陈晓梅说这话时，正用勺子搅着已经凉透的咖啡，眼圈红红的，却没掉一滴泪。
我最终还是过了马路，却拐向了常去的小酒馆。推门进去时，陈晓梅已经坐在老位置上了，面前摆着半杯啤酒。
“田姐。”她抬头冲我笑笑，那笑容像糊了层薄纸，一戳就破。
我在她对面坐下，点了杯一样的。“听说你爸又去公司了？”
陈晓梅的肩膀垮了下来，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这次闹到总裁办去了，说我无情无义，自己吃香喝辣，让老父亲喝西北风。田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妈早没了，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服务生送来我的啤酒，杯壁上凝结的水珠像眼泪一样滑落。我看着陈晓梅，这个比我小八岁的姑娘，突然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自己。
“你知道我爸最后找我要什么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有些陌生，“他要我给他办后事的风光钱，说是村里老人都有预备，他没面子。那时候我刚被裁员，房贷断供三个月，银行天天打电话催。”
陈晓梅睁大眼睛：“你给了？”
“给了。”我喝了一大口啤酒，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我把结婚时我妈给的金镯子卖了，那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前夫知道后，跟我大吵一架，说我没底线。三个月后，他就搬出去了。”
酒馆里正放着一首老歌，旋律悲伤得让人心头发紧。陈晓梅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田姐，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我们总是妥协？明明他们没养过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觉得自己欠他们的？”
这个问题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我以为已经焊死的门。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回到了槐树村，回到了我拼命逃离的地方。
我叫田颖，出生在河北一个叫槐树村的地方。村里的老人说，村头那棵老槐树有三百年了，见证了村里所有人的悲欢离合。我妈生我时大出血，没挺过来。我爹田大山在我三岁那年离家出走，把我扔给了爷爷奶奶。村里人说，他是去城里“闯荡”了，可这一闯，就是二十年。
我是在爷爷奶奶的背上长大的。奶奶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退休金微薄；爷爷是农民，守着两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们从没让我受过委屈。我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收古董的，看中了奶奶嫁妆里的一对银镯子，出价八百——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奶奶犹豫了很久，最后摇摇头：“这是留给我孙女将来当嫁妆的。”
那天晚上，我起夜时听见爷爷奶奶在说话。爷爷咳嗽着说：“要不还是卖了吧，颖子马上要上学了，开销大。”奶奶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不行，这是她妈留下的唯一念想了。钱的事，我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的办法是每天放学后，走五里路去邻村的砖厂打零工，搬一块砖半分钱，一天要搬两千块才能挣十块钱。她的腰就是那时候坏的，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
我十岁那年，田大山回来过一次，穿着时髦的皮夹克，头发抹得锃亮。他提了一箱牛奶，说是城里人喝的，高级。奶奶接过牛奶，手有些抖。田大山在屋里转了一圈，皱起眉：“爸，妈，这房子也该翻修了，等我下回赚了钱，给你们盖个新的。”
“不用，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头都没抬。
田大山这才看向我，像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这是颖子吧？长这么大了。”他想摸我的头，我躲开了。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我：“拿着，买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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