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一个学校的校训演进变化可以反映学校发展的历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提出“诚实、勤勉、勇敢、亲爱”的校训。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廉1924年为毕业同学题词“以身作则”被学校师生奉为校训。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被迫西迁，与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确定了“公，诚，勤，朴”的校训。1949年以后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没有再用校训，直至1996年学校选定了启功先生提出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新的校训。
更为典型的是交通大学。1921 年，中华民国交通部所属的三所学校：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即后来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前身）、铁路管理传习所 （即后来的北京交通管理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合并为交通大学。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在初创时期的1909年正式颁布过“勤，俭，敬，信”四字校训，之后变成“精勤，敦笃，果毅，忠恕”八字，到1937年又演变为“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十六字校训了。（也有人认为是先有十六字校训，然后精炼为八字校训。）后来，各地的交通大学校训又有变化，如1995年，上海交通大学提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新校训。1992年，西安交通大学以“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为校训；在2005年，学校决定恢复起用了1937年的校训，复将“爱国爱校”等十六个字作为交大的校风。而北京交通大学的校训曾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现为“知行”。
虽然许多学校的校训是各具千秋，但是有些学校的校训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没有继承性外，还有不少学校的校训比较雷同缺乏个性特色。有的学校校训出自《论语》、《礼记?中庸》等，如：复旦大学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有的学校的校训与自身特色有关，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中国海洋大学是“海纳百川，至人至德”，以及国家会计学院是“不作假账”。有的学校的校训和校风、学风混为一谈，如：有的大学是“严谨，勤奋，求是，创新”、“团结，求是，严谨，创新”，而抗大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校风，不能算是校训。然而，有的学校至今没有校训，如：北京大学的校训始终没有明确，据说校训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曾经是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是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提出的“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没有公认一致的校训，这是北大的一个遗憾。有北大的朋友戏称：没有校训就是最好的校训，或许也反映出北大的一个特点。
清华应该感到庆幸，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自建校初期确定为校训后始终如一，百年来没有变化。清华的校训是独具特色的，可以说是最好的。清华校训内涵博大精深，是清华的精神，很多人认为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中国着名高等学府。百余年来，从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到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从探索社会主义办学道路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大学，历经世纪风云变幻、办学之路起伏，清华师生始终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自励、自勉、自觉、自立。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语出《周易》。《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思想。《周易》表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朴素唯物主义看法，并引申出人生哲理；尤其研究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认为天顺日月、地生万物、人有意识，追求“天人合一”，及至后世追求“天时、地利、人和”。
《周易》分为《易经》、《易传》两部分，在《易传?象传》中，诠释卦辞“乾”时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诠释卦辞“坤”时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关于乾（天）与坤（地），在《易传?彖传》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认为乾（天）之所以伟大，在于万物赖之而始；坤（地）之所以至上，在于万物赖之以生。乾与坤的关系是“统天”与“顺承天”，是阳与阴、刚健与柔顺的关系，并且是以刚健为主，柔顺相辅，阳阴互补，“刚柔，相济”。乾与坤二者，须保持高度的和谐均衡，故《易传?彖传》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即天地乾坤间万物始于异而终于和，遂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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