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七月，那是一个对明末农民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节点。
高迎祥，这位农民军中最强劲的一支力量的领袖，不幸被俘。
他的被捕，无疑是农民军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
高迎祥所率领的部队，长期以来都是明政府的心腹大患，他们的作战风格勇猛无畏，战术灵活多变，在多地与明军展开激烈交锋，屡次突破明军的围剿防线，给明王朝的统治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然而，这次被俘事件，如同一场强烈的风暴，暂时吹散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量，让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困境。
但从明末农民战争的全局视角来看，这仅仅只是一个局部的动荡。
农民战争的火焰，并未因高迎祥的被俘而熄灭，反而在各地继续熊熊燃烧，呈现出更为复杂和激烈的态势。
在陕西、宁夏、甘肃一带，李自成等部如同活跃的火焰，在这片广袤的西北大地上继续燃烧。
李自成所率领的部队，经过长期的战斗磨砺，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坚韧的意志。
他们熟悉西北的山川地形，与当地的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迅速转移和作战。
在陕西的黄土高原上，他们时而突袭明军的据点，时而又巧妙地躲避明军的追击，让明政府在这片区域的统治摇摇欲坠。
而在河南、湖广、南直隶的广大地区，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刘国能，李万庆等大部起义军则如同奔腾的江河，纵横驰骋。
张献忠的部队以勇猛和果敢着称，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所到之处，明军闻风丧胆。
革、左五营则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在战场上周旋，他们善于利用地形和时机，给明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罗汝才的部队实力雄厚，他擅长整合各方力量，在战场上常常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刘国能和李万庆的部队也各自有着独特的作战风格，他们与其他起义军相互呼应，共同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与明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起义军的行动迅速而猛烈，他们行如飙风，让明政府的地方当局顾此失彼，应接不暇。
这些起义军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力量，对明军的据点发动突然袭击。
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能够利用山区、河流等地形优势，巧妙地躲避明军的追击。
当明军从一个地方调集兵力前往围剿时，起义军又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展开战斗。
明政府的地方官员们，面对起义军的这种灵活战术，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处处陷于被动状态。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崇祯皇帝朱由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深知，要想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必须挑选一个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员担任兵部尚书，统筹军务。
朱由检开始在自己的脑海中搜索合适的人选，他回顾了朝中众多官员的表现，根据自己素来的观察，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原宣大总督杨嗣昌身上。
杨嗣昌，在当时的官场中，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为人机警圆滑，深知官场的生存之道，尤其擅长揣测上级的意图。在担任宣大总督期间，他在军事管理和边防事务上展现出了一定的才能。
他善于调配兵力，加强边防防御，使得宣大地区在他的治理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然而，他的这种才能也伴随着一些负面的评价，有人认为他过于圆滑，在处理事务时过于注重迎合上级，而忽视了实际的情况。
当时，杨嗣昌因为父亲杨鹤病死，正丁忧在家。
按照传统的礼仪制度，官员在父母去世后需要守孝三年，以尽孝道。
然而，朱由检用人心急，他深知此时的局势已经刻不容缓，不能因为守孝的规矩而错失这样一个他认为能够挽救局势的人才。
于是，他特旨“夺情”，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这一决定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些守旧的官员认为这违反了传统的礼仪制度，对杨嗣昌的起用表示不满。
但朱由检心意已决，他希望杨嗣昌能够迅速出山，帮助他扭转战局。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终于到达北京。他的到来，让朱由检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当杨嗣昌陛见时，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侃侃而谈。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农民军的局势，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见解和应对策略。
他认为，农民军虽然看似强大，但他们内部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分歧，只要能够抓住这些弱点，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就一定能够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他的言辞激昂，条理清晰，仿佛他一上任就能迅速改变战局，将农民起义彻底扑灭。
朱由检听得十分入耳，杨嗣昌的每一句话都仿佛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在多次接见中，他们都谈得很久。杨嗣昌善于揣摩朱由检的心思，在奏对时多方迎合，他所提出的建议，往往都是朱由检内心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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