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在位之时，朝堂之上，宦官王振凭借着与朱祁镇的亲密关系，逐渐掌握了相当的权势。他野心勃勃，不断在朱祁镇耳边煽风点火，怂恿这位年轻的帝王频繁发动对外用兵之举。在王振的蛊惑下，朱祁镇妄图凭借武力征讨四方，在异域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以此彰显大明国威，稳固自己的统治根基。一时间，朝堂之上，军事议题甚嚣尘上，仿佛大明的荣光即将在一次次的征伐中被无限放大。
然而，在这看似积极扩充军事影响力、满朝激昂于开疆拓土的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明朝国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石 —— 卫所制度，在正统年间已然陷入了风雨飘摇、濒临崩溃的绝境，就如同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即将倾塌的巍峨大厦，随时都有轰然崩塌的危险。
回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之时，卫所制度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本是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军事布局，旨在 “寓兵于农，屯守兼备”，让军士们战时为兵、平时为农，既能保障国家的军事力量，又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弊端逐渐显露。自创立以来，卫所军的生活就一直深陷于极度艰苦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卫所军每月所能获取的月粮数额极为微薄，仅仅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情况更为恶劣。那些贪婪的上级军官，为了中饱私囊，全然不顾底层军士的死活，常常无情地克扣军粮。本就微薄的月粮，经过层层克扣后，所剩无几，使得卫所军连最基本的养家糊口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许多军士家中，老有父母需要赡养，小有妻儿嗷嗷待哺，可这点微薄且时常被克扣的月粮，根本无法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卫所军人逃亡的现象如同星星之火，悄然在各地的卫所中燃起。起初，这种逃亡现象还较为零星，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情况愈发严重，呈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疯狂态势。
到了正统年间，卫所军人的逃亡情况已经恶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无法收拾的地步。正统二年（1437 年）十月，直隶巡按御史李奎，怀着对国家军事安危的深切担忧，忧心忡忡地上奏朝廷。他在奏疏中痛陈：“沿海诸多卫所的官旗，大多肆意妄为，公然克减军粮，将这些本应属于军士的粮食据为己有。如此行径，致使军士们生活陷入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之中。许多军士在走投无路、求生无门的绝境之下，有的无奈之下相聚在一起，沦为危害一方的盗贼；有的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冒险兴贩私盐，只为能在这残酷的世道中求一条生路。” 李奎的这一奏报，就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响了卫所制度危机的警钟，然而，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时光匆匆流转至正统十四年（1449 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刘斌，在朝堂之上痛心疾首地向皇帝及满朝文武揭示了更为惊人的真相。他言辞恳切地指出：“近数十年来，那些掌管兵权的官员，行径愈发恶劣。他们不仅私自役使正军，让正军为其从事各种私人事务，连余丁也不放过。更为过分的是，他们甚至巧立名目，向军士计取月钱，在发放军粮时也从不全额支付，肆意侵吞军士的口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军士们每日都在为解决自身及家人的饥寒问题而疲于奔命、四处奔波，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有丝毫的精力去进行军事操习训练，提升自身的军事技能呢？” 刘斌的这番话语，如同一把利刃，深刻地剖析了卫所制度在管理与运行层面存在的严重腐败与混乱，将卫所制度内部的黑暗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面对这一系列严峻且棘手的问题，朱祁镇却显得毫无办法，如同一个迷失方向的舵手，在茫茫大海中不知所措。他除了一味地强调要加强卫所管理，试图通过清查手段将逃亡的军士清出，以维持卫所表面上的秩序外，根本无法拿出任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
此时的卫所旗军，由于大量军士逃亡，人员严重缺额。而在那些仍在伍的旗军中，那些精壮之士又大多被军官私自占役。这些被占役的军士，本应在军事操练场上挥汗如雨，提升自身的战斗技能；本应在广袤的军屯土地上辛勤劳作，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然而，却因为军官们的私欲，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本职岗位，去为军官们从事各种私人事务。如此一来，军事操练被荒废，军士们的军事技能逐渐生疏，曾经的精锐之师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同时，军屯也因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而荒废，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军队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
尽管朱祁镇多次颁布禁令，以皇帝的威严严厉禁止各级军官私役军士，但这些禁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如同一张毫无效力的废纸。各级军官们依旧我行我素，私役军士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丝毫收敛，反而愈发猖獗。他们根本不将皇帝的禁令放在眼里，继续肆意地剥削和压迫底层军士，使得卫所制度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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