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统元年（1436 年），紫禁城金銮殿的丹陛之上，香烟袅袅升腾，缭绕在殿内的雕梁画栋之间。殿内气氛凝重肃穆，文武百官身着朝服，整齐排列，神色间却隐隐透着几分对变革的期待。此时，朝堂之上正围绕财政与货币制度展开一场激烈且影响深远的探讨，恰似一场即将掀起惊涛骇浪的风云变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财政事务，他目光如炬，总能敏锐地捕捉到经济运行中的细微问题。近段时间，北京各卫官员俸粮的运输难题让他日夜忧心，愁眉始终难以舒展。彼时的明朝，官僚体系极为庞大，仅北京各卫所的官员便数以千计。他们的俸粮需从全国各地的粮库出发，跨越千山万水，千里迢迢运往京师。运输途中，粮食要经历风吹日晒、雨淋霜打，仓储之时又难免因潮湿、虫害等因素损耗，再加上运输途中可能遭遇的意外事故，如翻船、失火等，使得大量粮食在抵达京城之前就白白损失。这不仅是对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使得朝廷每年在俸粮运输上耗费巨额资金，财政负担愈发沉重。
周铨经过反复权衡与深思熟虑，决定向朝廷提出一项大胆且极具创新性的请求：将北京各卫官员俸粮折合为布帛、白银，再运送至京师。他深知，布帛质地坚韧，易于折叠打包，且价值相对稳定；白银则体积小巧，却蕴含着极高价值，二者都便于长途运输与妥善保存。如此一来，不仅能有效避免长途运输粮食所带来的巨大损耗，还能优化财政资源的调配与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每一份资源都能得到最合理的利用。
无独有偶，江西巡抚赵新在地方任职期间，对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他亲眼目睹了江西百姓为运送粮饷所承受的艰辛。百姓们肩挑背扛，推着沉重的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许多人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而且，粮食在转运过程中，因道路颠簸、储存条件简陋等原因，损耗情况十分严重。赵新基于为百姓减负和提升财政效率的双重考量，也毅然向朝廷呈递了相似的请求。而远在南京的户部尚书黄福，在财政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国家经济状况有着深刻洞察。他仔细分析了当前的财政形势，认为将俸粮折合成布帛、白银的提议切实可行，于是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一建言行列。
这些来自不同地域官员的相似请求，犹如一颗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朝堂上激起层层涟漪。消息迅速传入了当时尚处年少的朱祁镇耳中，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朱祁镇虽年纪轻轻，但自幼在皇家的悉心教导下成长，熟读经史子集，深知祖宗成法的重要性以及每一项决策对国家命运的深远影响。面对这一关乎国家财政制度变革的重大提议，他并未贸然做出决定。在金銮殿上，他神色庄重，目光坚定地向行在（北京）户部尚书胡濙发出了郑重的询问：“祖宗尝行之否？” 这简短的一问，在寂静的大殿中回响，犹如定海神针一般，充分体现出朱祁镇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对祖宗成法的尊崇与敬畏之情，以及他作为一国之君所应有的谨慎态度。
胡濙，这位在朝中久负盛名、学识渊博的老臣，对明朝的历史掌故可谓了如指掌。听闻皇帝询问，他立刻整理思绪，恭敬地向前踏出一步，俯身回应道：“陛下，在洪武年间，陕西、浙江等地曾有过将俸粮折合成钞、金、银发放的先例。” 朱祁镇听闻此言，微微颔首，心中暗自思忖。他深知祖宗的决策必有其深意，如今几位大臣所言也确有道理。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状况、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他最终决定采纳周铨等人的请求。
这一决策看似寻常，却如同在历史的长河中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在经济领域掀起了惊涛骇浪。它正式承认了白银在经济流通中的合法地位，成为后世公认的金花银的起源，更是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关键起点。此前，白银虽在民间市场有一定程度的流通，但一直处于 “名不正言不顺” 的尴尬境地，多在灰色地带活跃，交易时总是小心翼翼。而随着朱祁镇这一诏令的颁布，白银瞬间跃居官方认可的重要支付手段之列，其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此后，无论是民间的日常交易，还是官府的财政收支，白银都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
反观原有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却在此时陷入了绝境。由于长期以来明朝朝廷为解决财政困境，不顾市场规律，大肆滥发宝钞，导致市场上宝钞数量严重过剩。大量宝钞涌入市场，如同洪水泛滥，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曾经价值不菲的宝钞，如今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百姓手中的宝钞，原本能购买许多生活物资，如今却只能换到寥寥无几的物品，宝钞如同废纸一般，被百姓所嫌弃，对其信任度也降至冰点。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自发选择下，宝钞逐渐被冷落，虽名义上仍是官方货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渐渐被市场所摒弃。人们在交易时，宁愿以物易物，也不愿接受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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