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此书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苏轼诗中，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的口气：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大雪独留尉氏》）
在封丘县时，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
朱亥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此人有勇力，隐迹于市井之中，早年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当屠夫。魏安嫠王十九年（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太白曾作《侠客行》来歌咏朱亥，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据传，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锤死了晋鄙，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时突然想到，在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大铁椎传》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但很遗憾，经过网搜，这个“大铁椎”只是清初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亡国之痛，表达“抗清复明”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二月十五，经过长途跋涉的苏家人，终于抵达京师开封，一家人暂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
安置甫定，苏颂（字子容）前来叙宗盟。
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佑、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
嘉佑、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但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
苏洵去世后，苏颂曾送上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没曾想，苏洵与苏颂的联宗，竟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四十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
苏颂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着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是当世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
以至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扬州州守正是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但苏轼还是为之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性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 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则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嘉佑五年（1060）三月，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
流内铨是宋官署名，属吏部，掌管幕职、州县官以下注拟、磨勘等事。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元丰三年（1080），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官制改革后，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
四月八日，梅尧臣（字圣俞）病逝，年五十九岁。
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生前的一首《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
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客夔与禼，文章全盛马兼班。
耽耽玉宇龙缠栋，蔼蔼金铺兽啮环。却出常衙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刚送走梅老先生，九天后，江休复（字邻几）也卒于京师。
江休复，曾任刑部郎中，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可见此人亦非凡人。苏轼曾见过此人，而在贬黄期间，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常与苏轼有书信往来。
五月二十一日，苏轼得知蔡襄（字君谟）除任开封知府。
曾经与蔡襄在一起论书的苏轼，后来回忆起自己曾力荐蔡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那时的苏轼认为，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用尽力气，船还是不离旧处，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
后来，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称蔡襄为当世第一，且始终坚守此论。蔡襄死后六年，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海会寺记》，对他赞誉有加。
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蔡君谟独步当世”，还说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
苏轼却认为，若是分科行医，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是画技太差；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真、行、草、隶、篆无所不精，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可谓是真正参透了书法的关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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