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赵拚的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拚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拚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拚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拚知道后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拚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拚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拚收拾行李前去杭州上任之际，语重心长对苏轼说，小苏啊，你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次韵子由绿筠堂》）。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只是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至徽宗朝，虽然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送吕希道知和州》），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校理校勘们夜里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还能有谁推心置腹呢？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夜直秘阁呈王敏甫》）。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他就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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