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
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着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
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
沈括大苏轼五岁，早苏轼一年进入崇文馆，于是在苏轼进入崇文馆史馆后，两人便成为了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李之仪。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巧，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就是这么一位同事关系的人，却成了差点要了苏轼老命的“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沈括进入官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嘉佑八年（1063）考中进士后，历任多个普通地方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技术类和文化类的工作占据更多比重，例如参与科技发明和文化编纂。正因为如此，沈括在重文抑武的北宋年间，官路就显得略显曲折。
为了能够在官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沈括选择投靠当朝的权臣王安石，成为其变法派的附庸。
当时，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巨大争议，多方势力角逐不断，而像沈括这样坚定支持新法的官员在实现其个人利益和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沈括在王安石二次拜相后相继承担重要职务，包括负责疏浚汴河、规划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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