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收这个人，官方的履历是：工诗，家贫，喜饮酒（古代所谓穷酸的标配）。
他的宅院里有座水阁曰“浮晖”，由于苏轼曾经来游，作过古木怪石赠之。后来苏轼去后，贾秀才乃作亭，取名以“怀苏亭”。
贾秀才之能够入了苏轼的法眼，自然有其独具的魅力存在，除了诗好，定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苏轼的诗集中，有一首“和贾收韵”的《吴中田妇叹》较为有名，在这首诗中，苏轼把当时的青苗法以及坐仓粜米之害讲得很清楚：
当时东南方钱荒，而谷米暴涨，但官府仍是收钱而不收米。自从新法实行以来，官家争相要钱，到处出现钱荒而米价越来越贱，官家于是更加要钱而不要米，农民卖米两石，仅能得到一石的钱，官家还美其名曰“折色”，这便是民愤的由起。
公务之余，苏轼游览了湖州当地的道场山与何山。
道场山因南朝梁时如讷禅师筑庵于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里的金盖山。由于晋代何楷曾经居此研习儒业，后被吴兴（今湖州市）太守，改为何山。
湖州府治北有一座天庆观，在知州孙大人的主持下进行翻修，当时观内有一面北朝向的亭子，道士山宗向苏轼求名，苏轼就将其命名为“归雁亭”。
为什么要这样命名，也许是此时的苏轼，已心生“思归”之义也！
在湖州，苏轼的所见所闻都使得他“心灰意冷”，“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赠孙莘老七绝》）
这是苏轼在湖州赠给孙莘老七首绝句中一首，意思是说，我和你离开京城的那帮人很久了，我们对世上的事也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面对好风景咱们就该饮酒，如果你还要谈什么世上的事，那我就罚你一大杯！
诗的最后一句用的是西汉时的一个典故，这首诗很好懂，如话家常，这就是东坡以俗为雅的诗风，诗中用典也是苏轼博学多闻的风格使然。
但就是这样的小诗，最后两句也让变法集团不高兴了，认为苏轼是在讽刺当下的政治环境——什么都不能说、不敢说，于是就又成“乌台诗案”的罪证之一了。
也许是遇到了知音，说话作诗就无所顾忌、直抒胸臆了，苏轼在给孙莘老的第二首赠诗中有“作堤扞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赠孙莘老七绝 其二》）句，这又让反动派不舒服了，这两句诗被认为是苏轼先前曾建议这次开挖运盐河水利的不便，如今却被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就是在讽刺如今的朝廷黑白颠倒，把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水利之人派来兴修水利，所以说“水利不便”也就变成真正的事实了。
在湖州停留了一段时日，苏轼将前往常州及润州（今镇江）赈饥，经过惠山时，赠诗给钱顗（字安道）与钱顗的弟弟——惠山老，“惠山老”也就是后来频频与苏轼有着交集的钱道人。
惠山，坐落于今天的无锡西郊，属于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以其名泉佳水着称于天下，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苏轼还给报本禅院的乡僧文长老方丈以及景德寺李甲（字景元）画的竹子画上都题了诗。
从秀州返回抵达杭州的候潮门时，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王复秀才。
候潮门是杭州十大古城门之一，此门始建于五代吴越，因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故名。
熙宁五年（1060），除夕夜。
苏轼在衙门里值班，看到各个牢房都住满了囚犯，天已经黑了，但都回不了家。又想了想自己和这些囚犯一样，活着都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口粮，“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苏轼觉得，那些老百姓为了全家人的一点口粮犯了盐法被囚禁，感到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而自己为了一点微薄的俸禄而被囚禁在官府衙门里，连“弃官还乡”之事都不敢去想。
就在苏轼面对眼前被新法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社会各群体之时，一位叫晁补之的后生上书求见，这多少给苏轼苦闷的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
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
此人生性聪敏，有很强的记忆力，他刚懂事就会写文章，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一见到他就感到很惊奇。
十七岁那年（实则为二十岁），父亲晁端彦到杭州做官，小晁随同前往，于是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拜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据传《七述》是晁补之依枚乘《七发》、曹植《七启》之例而创作的。其为“述”者，因其拜苏轼为师时，苏轼曾为其尽数杭州之山川风物之胜，此盖述苏公之言。
“七”者，因从七个方面记述：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吴越之事；第三述货贿之富，服饰之丽；第四述滋味之厚、物产之丰；第五述盐策之利；第六述观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书为《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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