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纪稍长的警察走了进来,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闷闷的。他掏出一个黑皮本子,翻开,亮出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照片和字,他把它举到我眼前,像展示一张过期的电影票。
“派出所的。”他说,声音不高,但很沉。“接到报案,关宏军是哪个?”
我心里那根弦没断,反而松了松。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像冬天总会结冰。我看着他,脸上挤出一点客气,像挤牙膏。“我就是。同志,什么事?”
年轻的那个警察站得笔直,眼神里带着点没磨平的棱角,他开口,语气软了些:“是这样,一个叫徐褐的,报案说她姐姐住在这家医院。她说,在患者亲属不在场的时候,你……把人给害了。”
我张了张嘴,话还没滚到舌尖,娄佳怡已经跨了一步,挡在我前面。她穿着那身笔挺的西装,像一堵墙。“我是关先生的律师。”她的声音很冷,像冰碴子,“这么重的帽子扣下来,总得有真东西吧?证据呢?”
空气好像凝住了,只剩下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警察身上淡淡的烟草味,一股脑往鼻子里钻。
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眼神里带着点职业性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像是在说,这活儿还没开始,就碰上了硬茬子。他们原本可能觉得这报案不过是场误会,或者某个情绪激动的人撒泼,但现在,一个穿着得体、说话带刺的律师杵在这儿,倒让他们心里那杆秤悄悄偏了偏——这事儿,或许没那么简单。
年纪大的那个,脸上褶子深些,像是被岁月和无数类似的场面磨出来的。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算不上笑的笑,声音平稳,带着一种见惯了风浪的淡然:“别紧张,有报案就得来,这是规矩。我们就是来问问,核实一下。要是真有什么大事,自然有专门的人来管。”
我朝娄佳怡使了个眼色,那眼神里带着点恳求,也带着点无奈。这地方,这空气,都浸着一种沉重的悲伤,我不想再往这潭死水里扔石头。我侧过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像招待不速之客的主人,领着他们往医生办公室走。
年轻的那个警察跟在我后面,脚步轻些,眼神却不安分。他扭头朝病房里瞟了一眼,目光落在那张被白布单盖得严严实实的床上,那白布单像一层薄薄的雪,盖住了所有可能有的挣扎和温度。他收回目光,声音里带着点试探,也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直接:“你和……里头那位,什么关系?”
“亲属。”我吐出两个字,声音不高不低。
年轻警察的眉头拧了一下,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往前凑了半步,语气里带着点追问的意味:“哪种亲属?说清楚点。”
我没接话,只是抬眼看了他一下,那眼神里没什么温度,像看一个不懂事的晚辈。年纪大的警察见状,抬手摆了摆,像是在驱散一股无形的烟:“先别急着问这些,”他转头看向我,语气平和了些,“关先生,我们先和医生核实一下情况,死亡原因得先弄清楚,后面的事才好说。”
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很稳,带着一种经历过太多类似场面后的从容,条理清晰,不慌不忙。我看着他,心里竟生出一点佩服——这人,是个老手。
我领着他们走进医生办公室,值班医生正低头翻着病历,听见动静抬起头,脸上带着点没反应过来的茫然。我简单说了两句警察的来意,他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把病历合上放在桌上。
年纪大的警察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职业性的客气:“关先生,麻烦您先回避一下,我们先和医生谈谈。”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转身退了出来,顺手带上了门。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里面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还有年轻警察压低嗓门的询问。走廊里的灯光有些暗,我靠在墙上,看着对面墙上的“静”字,心里忽然有点空。
林蕈几个人围了上来,他们的目光像温热的毛巾,敷在我脸上。王雁书的嘴像把快刀,没等我开口就切了进来:“这算是什么人家?宏军你出了钱,又搭上了工夫,最后换回来这么个东西。”
我扯了扯嘴角,那笑容大概比哭还难看。“姐,”我说,“被人冤枉,被人委屈,对我来说不就是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吗。我这么做,是因为她是宁舒的妈妈。”
林蕈的眼睛红了,像两颗熟透的樱桃。她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手掌很轻,却带着分量。“好人有好报,”她说,“我懂你,也撑你。”
娄佳怡的脸上又挂上了那副职业的表情,像戴上了一张冰冷的面具。她侧过头,对身边的王勇说:“去,盯住那个叫徐褐的。他已经涉嫌诬告陷害罪,别让他溜了。”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刚要张嘴制止,王勇已经像一匹脱了缰的马,撒开腿冲了出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娄佳怡,心里想,这个女人不简单,能把王勇这样的男人驯得这么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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