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贯忠一番深谈，王棣以超越千年的见识结合时局变幻，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终算是让这位隐士“纳心就拜”。
平心而论，许贯忠对天下大势看得足够通透。也正因如此，反而使得他与这个世道格格不入，旁人只当他的见解太过惊世骇俗，完全就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唯有王棣与他秉持相同观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关键的是，对方的言论并非流于纸面的泛泛之谈，是着实让他信服的。人以群分也好，士为知己者死也罢，他确信，自己这一身才干抱负唯有在王棣身边方能大显身手，否则便只能一直“隐”下去了。他可非混吃等死之辈，所需的只是良禽择木而栖。
纳了许贯忠这位幕僚，王棣心情大快，应黄庭坚之邀作客北京国子监时，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后，当场泼墨写就一词曰：“……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自然，其中作了改动，譬如“橘子洲头”改作“永济渠旁”。毛主席的这阕《沁园春》心忧天下，豪气干云，自始至终表现的是一种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
莘莘学子，热血青年，让王棣一番言辞加一阕激扬文字撺掇的满脸涨红，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场面着实热烈。
翌日，黄庭坚令匠人于国子监前竖石巨碑一方，上刻王棣顺口说出的一句话：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治国用文，乱世用武。纵然成了国子监、太学生的精神偶像，王棣也是不曾上心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固然太过偏激，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却是不争的事实。
读书人因在书斋里刻苦读书而搞垮身子，经年累月下来，大部分都变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之辈。
再者，读书人由于读书太多，消化不良，而把自己读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书本主义者”，因此尽管胸有块垒，满脑子的想法，但多半属于不切实际的臆想，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一旦和社会真刀真枪地接触，便处处碰壁，流入纸上谈兵的赵括一类。
王棣自己也算是读书人，但实在对夸夸其谈的文人墨客观感不佳。都说空谈误国，谁在谈？还不是文人在谈。如果口诛笔伐、唇枪舌剑能真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便不会乱世出英豪而是乱世出文豪了。
不过，“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句，并非是对寒灯苦读的读书人的一种讽刺挖苦，而是对于隋唐已降产生了科举制后中国社会实现了超稳定结构的准确描述。这句俗谚的真实内涵是说：自从中国的统治者为读书的读书人设计出了一条通过科举加入到统治阶层的阳光大道之后，读书人就再也没有必要重蹈陈胜、吴广、张角们的通过暴力革命的路径夺取政权的造反之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和造反比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通过和平而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科层的上升，显然更其稳妥，成本相对更小。暴力造反之路固然可以和汉高祖刘邦一样，预期收益大至整个天下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家产”，但与此同时，其风险亦大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要面临折戟沉沙，赔上自己的小命乃至整个家族的人命的程度。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尤其是理性的读书人，非到万不得已，少有人揭竿而起，直接叫板当朝的统治者。
当然，也有例外。
西夏用兵时，有张元、李昊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乃刻诗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
正因为张元当年的“走夏州”，即张元叛宋投夏之事，给宋朝以极大震撼与教训。宋嘉佑二年，改革了当时科举进士中的殿试实行末尾淘汰的录取制度，而对凡是中了进士之后的人一律授以进士出身！即使那些科举成绩可能不算太好的，也授以“同进士出身”尽量防止再出现文人叛逃为敌所用之事。
好吧，这样的人，王棣相当怀疑他是同行。
北京国子监之行，整理来说是圆满的。毕竟他的身份放在那，国朝最年轻的状元嘛，又破格外放一县主官，任谁都知道其前途无量，便是黄庭坚怕也比不过。
但万事皆有例外，国子监一太学生便对王棣不假辞色，甚至冷眼视之。这让王知县很是惊奇，随口问了那太学生的姓名。所处的高度使然，他自犯不上与一愣头青置气，倒是想着这样的读书人有自己的思想是好的，唯唯诺诺的顶多也只是官奴罢了。
黄庭坚笑着说，这名学生在太学里也算得上是个异类，自视甚高，满腹经纶，言辞犀利，辩论起来引经据典寸步不让，便连教授也是驳之不过。有趣的是，一干监生尽皆信服，均以其马首是瞻。总之呢，此子有才情，有傲骨。哦，对了，他叫陈东，字少阳，润州丹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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