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着露水走上田埂的时候，那股铁锈味的霉腥正从枯桑树根处缓缓渗出，像一缕藏不住的怨气，在晨风里游荡。
农人们围成一圈，老妇跪在地上抱着断枝哭嚎，几个孩子缩在人群后头，眼睛发亮地盯着那片黑斑——不是害怕，是饿怕了。
“要烧树了！”一个穿粗麻的男人突然喊，“请疯医娘降旨！求她开恩赐药！”
这话一出，不少人跟着点头。
有人已经去搬柴火，还有人跪下来磕头，额头撞在泥地上咚咚响。
他们口中的“疯医娘”，三年前南疆瘟疫时救过整村的人，后来名字被编进童谣，成了夜里哄孩子睡觉的护身符。
可我知道，我不是神，只是个穿书而来、偏生不愿认命的俗人。
我拨开人群走近那株桑树，没人阻拦，也没人多看一眼。
他们等的是天意，不是凡人。
蹲下身，指尖轻抚叶片背面的黑纹。
脉络未断，边缘微卷，确非疫病侵蚀之象。
再拨开根部湿土，一股阴腐气扑鼻而来，却夹杂着一丝极细微的甜腥——那是虫卵分泌物特有的气味。
指甲轻轻一刮，几粒芝麻大小的白点滚落掌心，在阳光下一闪，像凝固的霜。
“不是病。”我说。
众人回头，目光迟疑。
“是桑虱产卵。它们喜湿厌光，藏在叶背与根隙，吸汁传毒，留下黑斑假象。若此时焚树，反倒惊动虫群四散，明年此时，百亩皆毁。”
一片死寂。
有个年轻农妇皱眉问：“那……怎么办？”
“刮净病叶，深埋三尺；每亩撒草木灰半斗，覆土压杀。七日内不可浇水，待晴三日后再施薄肥。”我站起身，拍去膝上泥，“治虫如治人，急不得，也懒不得。”
说完便走。身后议论嗡嗡响起，却不似先前那般慌乱。
三日后，我途经此地歇脚，远远看见那片坡地竟泛起新绿。
桑枝抽芽，嫩得能掐出水来。
几个孩子蹲在田头念叨：“草灰护根，通风防潮……”竟是把我的话编成了顺口溜。
我心里一热，又一酸。
他们开始记方法，而不是拜名字了。
当晚我借宿山神庙，破瓦漏雨，香炉倒扣在地。
本想闭眼养神，却听见脚步声由远及近——一群村民抬着块青石碑进来，上面刻着四个大字：“恩公至此”。
火光映着他们的脸，虔诚得令人心疼。
我等到夜深人静，悄悄起身，将那碑推倒。
石面朝下压进泥土，又用碎砖垒起一方矮圃，从包袱里取出金银花苗和贯众籽种下去。
这两种草，一解疫毒，二固正气，最适合这湿热山谷。
做完这些，天边已泛鱼肚白。我最后回望一眼，转身离去。
再听说那地方，已是半月之后。
渠童巡视至此，见药草圃初长成，只笑了笑，提笔改了碑文：“此处宜植防疫草，请轮流养护。”没有名字，没有传说，只有责任两个字，沉甸甸落在人间。
而夏天来得比往年更躁。
首疫爆发那天，我正在溪边洗药。
一封加急《共议通录》被人塞进树洞——说各地接连出现怪症：患者白日如常，入夜则狂走呼号，口中反复念着“红蝶引路，归墟开门”，有的甚至赤身奔入深山，再无踪影。
官府第一反应便是封山、禁言、抓“邪教余孽”。
共议阁却连夜驳回政令。
渠童执笔发布《定心令》三字诏：“禁传神异，专录事实。”他亲赴井学堂，当众演示数据归因法——病例按水源、饮食、作息、地理逐一拆解，最终锁定了某种只在夜间开放、散发淡红荧光的菇类孢子。
“它生于腐木，随风而行，吸入者魂迷志乱，以为通灵。”渠童站在讲台前，声音冷静如刀，“所谓‘疯医娘归来’，不过是记忆被毒素篡改后的幻觉。”
台下寂静无声。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那个曾跪在泥里求一口药的孩子，终于学会了自己去翻书、查证、质疑。
但我仍不放心。
因为真正的危险，从来不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
而是藏在春风拂过的林梢，藏在月光照不到的沟壑，藏在一句句传唱的歌谣背后，悄然孕育。
直到昨夜，我又闻到了那种味道——极淡、带铁锈的霉腥，混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甜香。
和当年南疆瘟疫初期，一模一样。
我收拾药囊，熄灭灯。
门外，山雾正浓。
远方某片幽谷之中，或许已有年轻的医者点燃陶灯，标记出第一片危险区。
而我，该出发了。我踏进那片山谷时，天刚破晓。
雾气像一层湿透的纱，缠在树腰上，脚下的腐叶发出轻微的闷响。
远处几点微弱的陶灯在林间闪烁，那是年轻医者的标记——他们已经来了，比我想象中更快。
我没有出声，只是将药囊紧了紧，隐在坡后观察。
三队人分列南北西三个风口，手持铜管测风仪与孢子捕集网，动作熟练得不像初出学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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