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1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东郊一环路那段路，路灯隔老远才亮一盏，光昏得跟没点一样。
路边的水沟里，猫着四个便衣警察，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泥水顺着裤腿往鞋里灌，蛐蛐在耳边叫得人心烦。他们已经在这趴了六个晚上了。
组长老周的眼睛一刻不敢眨，盯着马路东口那团昏黄的光。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晃进了灯影里。
别动。老周的声音压得比蚊子还低，旁边的三个小伙子瞬间僵住了。
那黑影没骑车，就一个人，走走停停，跟散步似的。可这他妈是凌晨快一点，哪门子散步？老周的手指已经摸上了腰间的枪套，掌心全是汗。一周了，就等这一刻。
五天前的那个晚上，林秀差点把命丢在这条路上。
她记得那天风特别凉，五月中旬的蓉城白天热得穿单衣，一到半夜就跟换了季似的。她下了大夜班，脑子里全是三岁女儿睡前哭着找妈妈的样子。丈夫也在倒班，家里就女儿一个人睡着没，她不敢想。脚下的永久牌自行车蹬得飞快，蓝布条缠的车把在风里乱飘。
拐过那片梧桐树的时候，她余光瞥见树底下有团黑东西，还没来得及反应，那团黑东西就蹿了出来，一把攥住她的车把。车轮猛地一歪，她的膝盖地磕在车梁上，疼得她眼前一黑。
老实点！跟我走！
她张了张嘴，嗓子眼跟塞了棉花似的，怎么都叫不出声。腹股沟那儿贴上来个冰凉的东西，是三棱刮刀，隔着工装都能感觉到刃口那股寒气。她这三年天天走这条路，天黑路静，她从没出过事。偏偏今晚。
那个畜生把她拖到路边的白菜地里。泥是湿的，一踩一脚稀泥，蟋蟀还在那叫。她整个人被摁在地上，脸颊贴进泥浆里，连哭都不敢出声，怕出声会挨刀子。她只有一个念头，这噩梦什么时候能醒。可这不是梦。那个禽兽压在她身上的时候，她闻到了他身上的烟味，是成都牌，她丈夫抽的就是这个牌子。
等他发泄完了，坐在田埂上抽烟，火星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鬼火。林秀撑着身子穿衣服，手指头抖得系不住裤扣。
就在那一瞬间，她摸到了裤子口袋里那张粉色的奖券。
成都市百货公司的购货对奖券，她攒了半个月的布票换来的。她脑子像被人泼了盆冷水，突然清醒了一瞬。
她把奖券撕碎了，一小片一小片，塞进泥巴里。她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觉得，得留下什么。
那畜生抽完烟又踢她一脚，让她骑车带他走。她驮着一个强奸犯，骑了三里路，骑到东郊体育场。
她以为人多的地方就能脱身，结果到了体育场旁边那个墙角，他又来了一次。
她后来跟警察说，第二次的时候她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就在那时候，她看见马路北面过来两个骑车的年轻人。
她用这辈子最大的力气喊了一声，嗓子都劈了。那两个年轻人听见了，调转车头就冲过来。那个畜生钻进一条黑巷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有个年轻人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裹在她身上。她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哆嗦，工装扣子都崩掉了两颗。
另一个年轻人骑车追进了巷子，可那巷子跟蜘蛛网似的，绕两下就没人影了。
两个年轻人把她送到家门口。她敲开门，丈夫看见她那副样子，脸色刷地白了，一把把她搂进怀里，什么话都没问。那两个年轻人转身走了，连名字都没留。
5月14日下午，林秀走进金牛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两条腿还是软的。
她坐在民警办公室那把木头椅子上，还没开口就哭了，哭了足足有五分钟才断断续续说出话来。
做完笔录，民警带着她回到那片菜地。碎纸片还在泥里，零零星星的粉色，拼起来能看出个字。自行车印也在，大半夜的菜地里，那个纹路特别清楚。
证物有了，目击者有了，可最要命的东西没了。林秀回家洗了澡，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洗了，那有罪犯DNA的东西消失了，被她亲手冲进了下水道。民警问她为啥要洗，她低着头说：我嫌脏。
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没DNA这一说。能靠的就是走访、摸排、蹲守。民警把东郊六个派出所管着的那些有前科的人翻了个底朝天，三十多个人，挨个对，没一个对得上。身高一米六五到一米六八，高颧骨，尖下巴，二十岁上下，随身带三棱刮刀——这几个特征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办公室墙上，民警们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人提出来，案发是周五晚上，这帮人会不会跟工厂的休息日有关？可东郊那些厂子，有的休周一，有的休周三，还有的休周日，压根没规律。
只剩一条路了——蹲守。
专案组挑了几个年轻面孔的民警，小张、小谢、小郑，都是二十出头，穿上直筒裤、尖头皮鞋往那一站，跟街上的小年轻没啥两样。
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到位，找地方趴着，趴到凌晨三点。水沟边上蚊子能糊一脸，他们不敢打，怕动静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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