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和姬昌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了朝歌，但他们并没有选择直接同行，这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原因，而姜尚看不上姬昌便是其中之一。
在整个四大诸侯朝商事件中，姬昌并未履行作为订立攻守同盟的诸侯所应尽的本分。当东伯侯儿子造反的消息传到朝歌时，他竟然选择了自我囚禁般的与世隔绝。而南伯侯曾上书为姜桓楚说情，却未曾找过姬昌，然而，姬昌不仅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反而放出全力推演八卦的消息，彻底断绝了自己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此后，南伯侯的部曲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就如同姜文焕的造反背后有姬发的影子一样，南伯侯的部曲是否也是受到了西伯侯势力的煽动，甚至是胁迫呢？毕竟，作为表面上实力最强的东伯侯，他是有足够的底气独立起兵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商与东伯侯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其渊源之深，超乎常人想象。大商和东伯侯，皆源自东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九黎部落的遗族所建立的势力。然而，在大商立国之际，它并非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方，而是以其出色的演技和过人的胆量脱颖而出。
当时，东伯侯才是整个东夷部落的共主，其地位和影响力无可比拟。然而，东伯侯却因患得患失，最终拱手将王位让给了大商的成汤。如此一来，大商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王位，而东伯侯则成为了东伯侯。
既然如此，东伯侯又有什么理由要拉着南伯侯的个人部曲造反呢？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毕竟，南伯侯的势力范围远不止于此，他完全有能力调动整个南伯侯势力一同反叛。但令人费解的是，东伯侯却选择了在南伯侯为了姜桓楚冒死进谏的时候，绝了自己父亲的生路。
至于姜文焕对于这件事情究竟持有怎样的态度，我们实在难以知晓。不过，姜子牙却凭借着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场风波中，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便是西伯侯姬昌。
与全面倒向帝辛的北伯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大诸侯中的前两位——东伯侯和南伯侯，他们不仅没有被处以死刑，反而还背负上了反贼的恶名。从表面上来看，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然成为了四大伯侯中硕果仅存的能够代表所有地方诸侯的人物。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仅仅是为了各自诸侯的生存，东伯侯和南伯侯也不得不被迫在帝辛和姬昌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然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最终只能选择依附于西岐，臣服于姬昌。
这是因为从帝辛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看，收拢那些分散在诸侯手中的权力，无疑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而大商的讨逆军，也正如同洪荒中潜伏的巨兽，伺机而动，准备清扫那些不服从王化的小诸侯。
最终，大商的军队并未退回大商。否则，你以为闻仲为何会突然赶回朝歌呢？作为军方的大佬，他必须为自己弟子的行为提供支持和背书。
且不说远的，单就苏扈叛商一事而言，前方有北伯侯的大军，后方大商的军队也以监军的名义进入北部诸侯的领地。这不仅是对苏扈的围剿，更是对那些在此事上蠢蠢欲动或有所动作的诸侯的一种严厉警告和敲打。这也是北伯侯摆烂一般彻底倒向帝辛的原因，甚至于后期北伯侯最终被其亲弟所杀，为什么？明面上说的是北伯侯倒行逆施，成为帝辛的‘黑手套’做尽恶事，其实就是要打断帝辛的布局，夺回北部诸侯的管辖权。当然，这也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所有诸侯没有人会甘心放下自己手上的权力，连保持中立的这样看似有便宜可沾的选项也被所有诸侯舍弃，纷纷派出使者进入西岐，具体要谈什么？不言而喻。毕竟西岐可是得了‘凤鸣岐山’这样的祥瑞之兆的。他们都是历经夏王朝被取代历史的见证者，知道此刻的态度不坚决，恶了西岐，最后真的如同谶语一样，他们必然受损甚至国灭族消。
姜子牙对姬昌的这套做法实在是难以忍受。姬昌表面上以仁义示人，实际上却是在掩盖他内心的阴险狡诈；他装作对世事毫不关心，实则是在逃避作为大诸侯应承担的平衡大商和诸侯利益的责任；他还故意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以此来换取那些小诸侯们盲目而愚蠢的感激之情。
然而，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帝辛之所以不愿意解释，是因为他深知只有彻底推翻现有的制度，才能够拯救大商。要想彻底铲除那些老牌贵族势力，就必须让他们自己起来造反。否则，面对整个贵族阶层的联合对抗，帝辛根本毫无胜算可言。
因为那所谓的成汤祖宗家法和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帮助贵族们夺取王位而制定的，并且是他们与所有大贵族协商后共同炮制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大商的王权。所以，帝辛若想与之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
要想彻底推翻那些老牌贵族，让他们与自己所制定的那套制度一起被历史淘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亲自造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商的变革和复兴。而要达成这个目标，不断改革、不断增强大商自身的国力才是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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