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混进地下通道，在走廊尽头递给我一个包装盒，里面是老六留下来的小型读写卡。
“你得知道，你是现在这批人里，唯一还在动的。”她说。
我问：“他们动不了？”
她低声说：“他们不是不能，是不敢。”
“他们被系统筛过一次了，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删。”
“你现在，还在学说话。”
我把小卡片插进终端后口，准备导出我这两天的全部“边缘行为图谱”。
我要拿这些，找出“如何成为异常”的源头。
我要看清楚，这座系统，是怎么把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个“不该存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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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出自己过去180天的行为图谱。
我发现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在我未曾发言、未曾出岗、未曾动笔的一整天里，我的“行为可信度”依旧下降了1.3%。
也就是说，什么都不做，系统也在扣你分。
我想了好久，终于在底部找到一条注解：
“长期沉默者存在不可预见性，建议系统视为次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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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愣住了。
我忽然想到老六。
他最后一年，几乎没说话。
他每天完成任务就坐在床上，看着那只破表，一动不动。
他从不多问，从不提议，从不惹事——
可他死了，被焊在冷库里。
系统没有“奖惩逻辑”。
它只有“筛选算法”。
它筛掉“多嘴的”，也筛掉“太沉默的”。
它不在乎你死不死，只在乎你是不是“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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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合上终端，手指发冷。
在这个厂，人不是人。
人，是曲线，是标签，是变量，是系统惧怕的“不确定”。
它需要我们像螺丝一样精确咬合，但又怕我们变成一把刀。
一把随时可能戳穿它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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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在工位角落，写下这样一句话：
“在这里，绩效不是人评的。
是算法在问：你还像不像一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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