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说自己死过，但你也不能再活成“净空”。
我用了六天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死亡编号”变成了“程安南”。这个名字来自马舌临终前递给我的一张旧工牌，编号栏处已经模糊，唯有“南”字清晰。他说过：“只有死了的人，才能活着出去。”
我记住了他的疯话，开始照做。
林瑶联系了她在南境底层认识的一家灰工外包公司——“东塘后勤清运”，注册地在一个被废弃的冷库厂房后街。老板姓包，不见人影，全靠一个戴金链子的二狗子管理人事。他用扫了一眼我伪造的身份卡，连验证都没有，便挥手说：“明天六点，厂东门集合，随车跑一线清运。人车一起走，走不动就滚。”
我点头。他满意我不多嘴，反倒笑起来：“说了你也不懂，灰工最讲规矩——不问，不看，不留名。”
我明白这不是训话，是底层规矩的通牒。你要活，就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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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师，把他带上吧。”
第二天清晨，我坐上了城市边缘第六清运组的尾车，驾驶员是个五十多岁、满脸风霜的老工——詹长波。大家都叫他詹师，开车稳，话少，头发花白，眼神却透着一股不死心的倔劲。
“上车前，先背清运规程第三条。”他坐在驾驶位，冷冷朝我道。
我一愣。
“不会背？那你不配上车。”他不紧不慢地按下仪表开关，“赶紧回去吧。”
我看向副驾的胖子，他耸耸肩，扯出一句：“规程第三条，‘不得记录、不准讨论、不对外传’，自己去背。”
我低头默念，几分钟后抬头：“记住了。”
“背。”詹师的声音像刀。
我一字不差地复述。他这才开门，车身震颤着启动，驶向南境城中村的废料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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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工的世界比编号还灰。
我们清理的不是市政垃圾，而是“非法转包工业废料”：电焊渣、油漆桶、切割胶、化工皮。没有防护服，也没有滤毒面罩，一切靠鼻子、靠命。
“你把自己当死人，就不怕毒。”詹师说。
午休时我问：“你干这行多久了？”
他咬着牙缝说：“干一天多活一天。有人活着，是为了数人头；有人活着，是为了看谁没被数进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上了名单，有人一辈子都上不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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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在南区三号堆料场，捡到一块塑料编号牌。
“Q-S441。”我轻声念。
这是一张残损编号卡，边缘已熔化，卡身微黄。更可怕的是——它被丢在“焚烧前清点区”的垃圾桶旁，像是谁故意留在那里，提醒我：这人曾存在过。
回到车上，我偷偷把卡藏入背包，詹师盯着我半晌，突然说：“记住一句话。你可以救人，但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为什么？”
“你叫他们的名字，他们就不是死人了。死人说话，会吓死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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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下班，我在北仓街的回迁楼后巷等了一个小时，投下一封匿名信和编号卡。
第二天清晨，一名瘦小少年拎着一瓶汽水站在巷口：“你投的？”
我警觉。
他笑了笑：“我叫林澈，‘回音者’外围站点联络员。我们在收集‘被删掉的人’。”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们有算法。”他眨眨眼，“投这种东西的，要么疯了，要么是你。”
我沉默。他坐到我旁边：“交换故事吧。”
“你先说。”
他抬头望向灰白的天：“我弟弟，Q-H008。四年前跳厂楼。编号没被注销，但户籍被清除了。现在连身份证都查不到。全家都以为他出走，其实他尸体埋在厂区围墙后。”
我握紧拳头：“我见过一个人，被编号抹名后，活活关进焊死的冷库。第二天，系统告诉我他‘主动辞职’。”
“你该进核心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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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澈带我去了一处废弃地铁出口，墙上贴着千余张黑白照片。
“我们不是为了复仇。”他说，“我们是怕他们死得太干净。”
我找到自己的那张背影照，写着编号：“Q-S001（已注销）”。
“我叫净空。”我第一次说出自己名字，“但他们怕我有名字。”
林澈笑了笑：“所以我们就替他们留名。”
我站在那堵墙前，泪湿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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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在灰宿舍房间墙角贴下第一张新照片，是刘乾。
照片下，我写下四个字：
“他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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