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 这个由朱昭熙创造的新词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飓风般迅速席卷大明联邦。从宁国的钱庄柜台到越国的丝绸工坊，从扬国的钢铁厂到洪州共和国的造船厂，商贾与工坊主们听到这个称谓之后，纷纷将这个称谓当仁不让的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在人们传统认知里，只有从春秋战国乃至上古时期传承的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可以称为 “家”，朱昭熙赋予的新名号，在他们眼中无异于将商业阶层抬升至与传统学术流派同等地位。
再过去即便他们这些人自诩为“儒商”，工坊主和商人们仍旧难以摆脱 “不事生产”“重利轻义” 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的眼里，每一次的海上贸易、每一轮工坊扩建的决策，都伴随着倾家荡产的风险。
“高收益源于高风险” 成为他们的共识，在这些商贾的心中，自身财富积累是承担风险、苦心经营的正当回报，至于比那些普通工人、农民赚的钱多，在他们眼里是应该的。朱昭熙的命名，恰似官方认可，让他们倍感荣耀。
洪州共和国与越国的那些大商人、大工厂主率先行动了起来。他们召集各地学者，结合数十年营商经验，编纂商业理论典籍。《货殖通鉴》，开篇便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为引，系统阐述资本运转逻辑。
书中设立 “市易篇”，详细记录洪州共和国，邓国皇帝主政时，通过控制铁矿石进口配额，使本国钢铁价格上涨三成的实操案例；“漕运篇” 则分析越国商船队如何利用季风规律，将丝绸运往南洋，实现利润翻倍的策略。
在 “商贾之道” 章节，更提出 “资本如流水，顺势而导，方能聚沙成塔” 的核心理论，主张资本家应敏锐捕捉政策与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经营方向。
另一部典籍《商贾要略》聚焦商业实务，首创 “成本核算十二法”。书中以扬国纺织工坊为例，从棉花采购价格、工匠薪酬、设备损耗等十二个维度，教商人精准计算利润空间。
在 “风险管控” 章节，列举宁国钱庄因盲目放贷导致资金链断裂的教训，提出 “三查三验” 原则 —— 查借贷者资产、查经营状况、查信用记录；验抵押物真伪、验合同条款、验还款能力。两部典籍一经刊印，半月内便售出万余册，成为商贾案头必备之书。
行事准则的制定同样严谨。他们寻访前朝宫女太监、士大夫家奴，借鉴传统贵族礼仪，融合商业特色，制定出《资本家守则》。
守则将商业活动划分为 “洽谈”“签约”“履约” 三阶段，规定洽谈时需以茶会友，待三巡茶毕方可进入正题；签约时须在契约末尾加盖家族纹章与个人私印，并由三位见证人签字画押；履约过程中若遇纠纷，须先提交商会仲裁，不得私自采取暴力手段。
在社交礼仪方面，明确规定宴请宾客时，菜品数量须为单数，寓意 “独占鳌头”；座次安排以右为尊，主宾需坐东朝西。这些准则旨在塑造 “高贵、优雅、仁慈、善良、伟大” 的资本家形象，扭转民众偏见。
然而，《资本家守则》在各地执行时却遭遇诸多阻碍。在越国丝绸产区，部分工坊主认为繁复的洽谈礼仪耽误商机，私下仍沿用 “快刀斩乱麻” 的谈判方式；宁国的钱庄老板则对 “三查三验” 原则阳奉阴违，为追求高利息，向信用存疑的商人放贷，导致坏账率激增。
面对这些问题，洪州共和国的商业联合会率先做出调整，将守则精简为 “核心十则”，保留关键条款，简化形式流程；越国则设立 “商业礼仪督导员”，由德高望重的老商贾担任，定期巡查工坊与商铺，对违规者处以罚款或取消商会会员资格。
资本家们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将目光投向阶层塑造，试图构建新的贵族体系。在洪州共和国，五皇轮流执政的政治生态下，商业家族通过联姻、参股等方式，与皇室财团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越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通过议会席位，逐步影响政策走向。
扬国、明国、宁国推行皇室资本垄断，在这些资本家们的眼里，在本质上那些皇室同样属于资本家阶层，出于维护阶层形象的考量，根本不可能反对商业阶层的自我提升。
后面经过他们这些人如同儒家一样的慢慢影响，迟早有一天，那些皇室还是会按照资本家们编写的经典和行事准则来行动。
对虞国，资本家们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们眼中，朱昭熙虽然以雷霆手段打击民间资本，推行国有化，但本质上与扬国、明国、宁国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是以国家垄断资本替代民间资本的那些手段。
他们将虞国中央政府比作庞大财团，认为朱昭熙及其官僚集团迟早会被国家利益诱惑，走向资本瓜分的老路。即便朱昭熙高喊 “虞国属于全体国民”，在资本家们看来，不过是统治的话术，难以撼动人性对利益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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