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陪床。
她在那头支吾了半天，问妹妹身体咋样。我说还行，刚做完清宫手术，睡下了。
“那就好，那就好。”她顿了顿，“我跟你讲个事，你别跟你妹说。”
我说好。
“你妹刚查出来怀孕那阵儿，我做了一个梦。”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梦见有人给了我一筐杏，黄澄澄的，看着怪喜人。我低头一瞅，个个都是烂的，杏子屁股上淌黑水，还有小飞虫往上扑。”
我没吭声。
“我醒过来就觉得不吉利，但也没敢跟你妹讲。”她说，“后来我又想，梦都是反的，没准儿是个好兆头。”
“后来呢？”
“后来——”她犹豫了一下，“你妹的婆婆也做了个梦。她梦见一棵苹果树，上头结了一个苹果，红彤彤的，她伸手去摘，摘下来一看，里头烂透了，核都黑了。”
我攥着手机，走廊里人来人往，消毒水味儿呛得人鼻子发酸。
“妈，你别瞎想。”
“我不是瞎想。”她声音忽然就哑了，“我就是想，你说这俩人怎么就能做这么像的梦？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早知道，我当初就该说破，说破了是不是就能破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病房里，妹妹醒了，在里头轻轻叫我。我跟妈说先挂了，改天再聊。
推门进去的时候，妹妹靠在床头，脸色还是白的。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她眯着眼睛看我，忽然说：“姐，我梦见我婆婆给我一个苹果。”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说让我吃，我就咬了一口。”妹妹低下头，盯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全是烂的，苦的。”
我没说话，走过去把窗户开了一条缝。
外面的天很蓝，蓝得不像话。
妹妹说完那句话，我们就都没再开口。
阳光从窗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光。我看着那道光线一点一点地挪，从床脚爬到床腿，又从床腿爬到床沿。
妹妹低着头，手指攥着被角，攥得骨节发白。
“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梦？”我问她。
“手术前那天晚上。”她说，“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都是湿的。”
我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团棉花。
“姐，”她忽然抬起头，“你说我婆婆做的那个梦，是真的吗？”
我一愣。
“妈跟你说了？”
她点点头：“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她不知道我醒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有只鸟在叫，叫得很急，一声接一声。
“我想了一天了。”妹妹把脸埋进膝盖里，声音闷闷的，“她怎么就刚好做了那么个梦呢？我怀孕那阵儿，她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妹妹的婆婆在老家，离我们这儿一千多公里。妹妹结婚三年，统共见过她三回。头一回是婚礼，第二回是过年，第三回是——就是现在。
第三回还没来。
知道妹妹住院那天，她婆婆在电话里说，家里走不开，猪没人喂，地没人看。
妹妹没说什么，挂了电话，自己把住院手续办了。
“姐，”妹妹又叫我，“你信这些吗？”
我不知道怎么答。
我从小就不信这些。我妈烧香我嗤之以鼻，我爸讲老辈子的事我扭头就走。可这会儿站在病房里，看着妹妹那张白得透明的脸，我忽然就不那么确定了。
那两个梦像两根刺，扎在我脑子里。
烂杏。烂苹果。
一个是我妈梦见的，一个是她婆婆梦见的。两个女人，隔着几百里地，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梦——都是烂的，都是坏的，都是给出去的。
“你饿不饿？”我问妹妹，“我去买点吃的。”
她摇摇头。
我出了病房，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护士推着车从我身边过去，轮子碾过地面，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她那个梦还有没有别的细节。又觉得问这些没用，孩子已经没了，问这些干什么。
可我还是打了。
我妈接起来，声音哑哑的：“咋了？”
“妈，”我说，“你那梦，给杏的那个人，你认得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不认得。一个老太太，穿着黑褂子，脸看不清。”
“那筐呢？什么样的筐？”
“就是那种……老式的，竹条编的，提手断了，用绳子缠着。”她说，“你问这干啥？”
“没事。”我说，“就是想问问。”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发了会儿呆。
断了的提手。缠着的绳子。
我想起小时候，姥姥家也有那么一个筐。姥姥用它装鸡蛋，装馒头，装她从集上买回来的零嘴。后来那筐的提手断了，姥姥舍不得扔，找了根麻绳缠上，又用了好多年。
姥姥去世那年，我十五岁。
我妈把那筐带回来了，搁在老家的杂物间里。
我握着手机，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忽然觉得很冷。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我记错了，也许那个筐早就不在了，也许它还在，落满了灰，安静地待在某个角落。
也许什么都没有。
我转身推开病房的门。
妹妹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攥着被角。她听见动静，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点亮，像是想从我这得到点什么。
“姐，”她说，“你说，我那个孩子——”
“别想了。”我打断她，走到床边坐下，“都过去了。”
她没再说话。
窗外的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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