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出院那天，南京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一层灰白色的纱帐把整座城市罩在里面。办完出院手续，我妈让我去开车，说停在住院部后面的停车场。我拿着车钥匙往外走，经过医院大厅的时候，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
背对着我，穿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没有撑开。他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雨，一动不动。我本来没有在意，医院门口站着的人多了。但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说话了。
“你妹妹最近还做梦吗？”
我的脚步钉在了原地。那个声音我认识。是那个研究城墙的朋友，老陈。我转过头看他，他还是背对着我，还是看着外面的雨，姿势都没有变过。
“老陈？你怎么在这？”
“来看一个朋友，”他说，“刚好看到你爸的车开进来。”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但我注意到一件事。他说的是“你爸的车”，不是“你”。他知道我爸今天出院，知道我在这里，知道我会在这个时间从这个门走出来。他说来看一个朋友，但手里拿着伞，身上是干的，说明他至少在这里站了很久。站在这个我必经的出口，等了很久。
“你上次电话里说的那个砖，”我说，“那块刻着符号的砖。它在中华门的什么位置？”
他终于转过身来。几天不见，他老了很多。不是那种正常的老法，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抽干了的老法。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像是大病了一场。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不正常，像是有一盏灯在瞳孔深处烧着，把眼球烧成了一种不自然的、近乎透明的琥珀色。
“你还没放弃？”他看着我，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叹气。
“你觉得我应该放弃？”
他没有回答。他把手里那把黑色的长柄伞递给我。伞柄是温的，像是被人握了很久。我接过来的时候，注意到伞柄上刻着什么东西。不是用刀刻的，是长在木头里的，像是木纹自己长成了那个形状。那个形状我见过太多次了。那个符号。
“这把伞你拿着，”他说，“以后下雨的时候用。”
“这上面有那个符号。”
“对，”他说，“有那个符号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它留下的，一种是用来挡它的。这把是第二种。”
我握着那把伞，伞柄上的符号像一块烙铁，明明只是木头的纹理，却烫得我手心发疼。“你从哪弄来的？”
老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往后退了一步，重新站到了门廊的阴影里。雨幕在他身后，把他衬得像一张曝光不足的照片，所有的细节都沉在暗处，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是你？南京几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是你和你妹妹？那条路谁都能走，那座城门谁都能看见，但为什么是你们开进去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巧合”，但那个词在喉咙里卡住了。不是巧合。我一年前就知道不是巧合。
“那块砖，”他说，“是一块城砖。永乐年间烧的，距今六百多年。烧砖的窑在现在栖霞那一带，窑工从山上取土，淘洗，踩炼，制坯，阴干，入窑，烧了整整一个月。出窑的时候，那块砖上就有了那个符号。没有人刻它，没有人画它，它就是自己长出来的。”
“窑工看到了吗？”
“看到了，”老陈说，“第一个看到的窑工当天晚上就失踪了。那块砖被砌进了城墙里，就在中华门东侧，从下往上数第七层，从左往右数第三块。六百多年了，那块砖一直都在那里。你在外面看不到它，它朝外的那一面是干净的，符号刻在里面那一面。朝着城墙的里面，朝着黑暗的那一面。”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个字我几乎是靠着读他的唇形才辨认出来。雨声太大了，大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地、不停地往这座城市上泼水。
“你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问。
老陈没有回答。他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退进了门廊最深处的那片阴影里。他的脸从下往上被阴影吃掉，先是下巴，然后嘴，然后鼻子，最后是那双亮得不正常的眼睛。眼睛消失的一瞬间，我听到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因为六百年前，我就是那个窑工。”
阴影里没有人了。
我冲过去，门廊尽头什么都没有。没有老陈，没有脚印，没有水渍，只有一片空荡荡的、被雨雾浸透的灰白色的光。我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把黑色的长柄伞，伞柄上的符号在雨中变得潮湿而温热，像是刚刚被人握过，又像是从来没有人握过。
停车场里，我爸和我妈已经在车旁边等着了。妹妹坐在副驾驶，隔着车窗看到我，摇下窗户喊了一声：“姐，你拿个钥匙怎么去那么久？”
我走过去，拉开车门，把那把伞放在了后座上。
“这是什么伞？”我妈回头看了一眼，“家里伞多得是，你还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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