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沉默的、古老到不像话的城墙。城门会敞开，黑洞洞的，像一只眼睛的瞳孔。
我们会在车里。妹妹会坐在副驾驶。她穿着老布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肿的，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没睡醒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她会转过头来，看着我，问我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我听了无数遍。那个问题我害怕了一整年。那个问题我跑了一千里路、两千公里、整整一年、六百年、一千四百年，最终发现我哪里都没有去过，我一直在原地，一直在那个问题面前。
“姐，它在家吗？”
我看着妹妹。她站在玄关那滩已经快要干透的水渍旁边，穿着一双老布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肿的，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没睡醒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张了张嘴。
窗外，南京的天阴了下来。要下雨了。
那天下雨了。
不是小雨，是南京秋天少见的暴雨，雨刷开到最快也刮不干净挡风玻璃上的水幕。车子在中华门附近找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不是因为车位满了，而是因为中华门在那天下午，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不是真的消失。城墙还在，城门还在，游客中心的招牌还在。但那个我们认识的、老陈口中的、六百年前就存在的东西不在了。那块刻着符号的城砖不在了。那个门不在了。中华门变成了一座普通的、被雨淋湿的、游客打着伞匆匆拍照的明代城墙遗址。
妹妹在副驾驶坐了很久，看着窗外那个普通的城门，然后说了一句：“它不想见我们。”
不是它不在了。是它不想见我们。
那个下午之后，一切都变了。老陈再也没有出现过，电话停机，住址查无此人，连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都说没有这个人。我在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网站上查了所有在职和离职人员名单，没有一个姓陈的。他像一滴水蒸发在了南京的夏天里，不，蒸发在了那个下雨的秋天。
妹妹的记忆开始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运转。她能记住那天在中华门找车位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绕了几圈，雨刷在第几圈开始发出异响，我第几次骂了脏话——但她记不住老陈。记不住那把伞。记不住她手背上那条游走的青紫色的线。
每当我提起那些事，她就用一种温和的、几乎可以说是温柔的困惑看着我，好像在听一个别人家的故事，和她无关。到最后，她甚至会笑着说：“姐，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一开始我以为她在逃避。后来我发现她是真的不记得了。那些记忆不是被压抑了，而是被摘除了。有人——或者说有东西——把它们从她脑子里干净地、精准地摘掉了，像外科医生摘除一个病变的器官。而她的大脑已经自动填补了摘除后的空白，用正常的、无害的、属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填满了那些洞。
她好了。她是真的好了。
她回去上班了。她开始约朋友吃饭了。她甚至开始相亲了。有一天我路过她家，看到她门口贴了一张新的贴纸，是一只卡通柯基犬。那个猫头贴纸不见了，连同那辆车一起，被她卖给了二手车行。她买了一辆新车，白色的SUV，没有任何贴纸，干净得像一张还没写过字的纸。
她重新开始生活了。而我被困住了。
不是被她抛弃了，而是被那些记忆困住了。我记得所有的事。我记得老陈，记得那把伞，记得那条线，记得“它在家吗”那个问题，记得六百年前的窑工，记得那块朝内的城砖上的符号。那些记忆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清晰到像是有人拿着高亮笔在每一个细节上画了重点。
我去了栖霞。找了很久，在一个快要被拆迁的村子里，找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是村里最后一个知道那座古窑址的人。
老太太的耳朵不好，我几乎是对着她喊的：“那窑是不是六百年前的？”
她摇头：“不是六百年。是一千四百年。”
一千四百年。隋朝。比永乐年间早了八百年。
我愣住了。老陈说那块砖是永乐年间烧的。老陈说他是那个窑工。但如果那块砖是一千四百年前的，那老陈是谁？那个六百年的说法，是他记错了，还是他骗我的？还是——他说的六百年，不是指砖的年龄，而是指他自己被困在那里的时间？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干枯的手指像树根一样缠住我的手腕。她说了很多话，口音太重，我连蒙带猜只听懂了一部分。但我听懂了一句话。那句话我每个字都听懂了，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我的脑子里。
“那个窑烧出来的砖，不是用来砌墙的。是用来砌门的。砌一个门。那个门一直开着。关不上。”
我走出那个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远处南京城的方向，灯光一点一点地亮起来，像有人从天上往这座城市里撒了一把发光的种子。我看着那些光，忽然想到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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