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婆婆突然发了高烧，三十九度四。送到医院，查了血，拍了CT，医生说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打几天点滴就好了。可那天晚上我陪床的时候，婆婆忽然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滚烫，力气却大得惊人。
“秀儿，”她叫我，声音不像一个高烧的病人，反而格外的清楚，“你梦到我死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是不是也梦到过我躺在一个老房子里？你是不是也梦到过有人站在我床边？”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梦到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病房里的心电监护仪在有规律地响着，“滴——滴——滴——”，像一个倒计时。
“那个神婆的事是真的。”婆婆说，“不是我跟别人聊天说的那一回。那个神婆后来找到了我，又说过一次。她说我的命格是‘六十三归位’，阎王簿子上划了红圈的，逃不掉。”
“妈，你别听那些——”
“秀儿，你听我说完。”婆婆的手攥得更紧了，“她说的时候我不信，可这些年我自己慢慢有感觉。我活到这个岁数，就像走一坑，六十三就是那个坑。走不到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相信有那个坑，可当你走到跟前了，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段时间。婆婆的病好了以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过日子。我也没有再提起那些梦，也没有再去找常姨，甚至尽量不去想“六十三”这三个数字。
可时间不管你想不想，它照走不误。
春天来了，婆婆六十三岁的生日越来越近了。
婆婆的生日在农历三月十八。
从过了年开始，我就像守着一根越烧越短的蜡烛，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不是悲伤，是一种比悲伤更沉的东西，像是胸口压了一块冰，又凉又重，而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着它慢慢融化、慢慢渗进去。
我丈夫说我瘦了，问我是不是又减肥了。我说没有，可能是春天到了胃口不好。他没再追问，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不想往深了想。
二月初二那天，龙抬头的日子，婆婆忽然提出要回老家看看。这一次不是“想”，是“要”。她坐在堂屋里，把那个蓝白格的荞麦皮枕头抱在怀里，说的话不像商量，更像是通知。
“我定好了下周一的车票，你们谁有空就跟我去，没空我就自己回。”
我丈夫跟她掰扯了半个小时，说什么那个村子早就不通了公路，下车还得走好几里山路，又说那个老屋多半早就塌了，去了也是白去。婆婆不听，把手机上的订票信息翻出来给他看，车次、时间、座位号，清清楚楚。
“妈，你到底回去干啥？”我丈夫被她说得没办法了，最后问了一句。
婆婆沉默了几秒钟，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得不像一个要回阔别数十年的老屋的人，更像是一个回自己家拿东西的人：“我回去看看我娘的箱子。那个白布桌下面压着我娘给我绣的一双鞋垫，我出嫁的时候落在那了，我想拿回来。”
我丈夫觉得婆婆有病，大老远跑回去就为了一双五十多年前的鞋垫。可我知道，那不是鞋垫的事。那是一种交代，一个人在走之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好，哪怕是一双年轻时候落下的鞋垫，也要拿回来放在身边。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丈夫早就打起了呼噜，我盯着天花板，忽然感觉脖子上的皮肤有一点微微的凉意，像是有人站在床边看着我。
我不敢转头去看。我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着婆婆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她的名字，也许是想确认她还活着，也许是想把那个站在床边的东西引走，引到别处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那个久违的梦，又来了。
还是那个老屋，还是那张床，可这一次婆婆不在上面。床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蓝白格的枕头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那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也不见了，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站在屋子中间，看着那个老式的木头衣柜，看着墙上发黄的照片，看着床尾那个盖着白色钩针桌布的木头箱子。然后我听到了声音——不是梦里那种模糊的、像是在水底下听到的声音，而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干干脆脆的老人的声音，就在我身后，近得像贴着我耳朵说话。
“三月十八，酉时，自己走，不用人接。”
我猛地转过身去，身后什么都没有。门是关着的，窗是关着的，只有白布桌布轻轻地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刚刚从上面坐起来。
这一次我没有被吓醒，我是被自己的尖叫声喊醒的。我丈夫被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开着灯看我，脸上全是惊慌。我坐在床上，浑身发抖，嘴里反复说着一句话——“酉时是什么时辰，酉时是什么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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