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这三个字，像一粒深埋于心的种子，在我小学二年级那场主题班会的春风里悄然落地。从此，它便在我生命的土壤中生根、抽枝、舒展绿叶，穿越了我平凡却踏实的一生。从红领巾飘扬的童年，到如今两鬓染霜的暮年，这粒种子早已长成一棵树，枝干挺拔，根系深扎于岁月的泥土——它是我精神的图腾，是我行走世间的灯塔。
记忆的河流倒流回那个阳光斑驳的午后。我是个瘦小的小学生，胸前的红领巾在风中轻轻摆动，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宣告着一种纯真的信仰。学校值周轮到我们班，我被分到收发室，那里有一台为全校热饭盒的锅炉。炉坑中已经积满了炉灰，李师傅正在掏炉灰，因铁锹把短，李师傅掏已不出来炉灰了。我看见后，就自告奋勇跳进炉坑中，因我个头矮小，在狭窄的坑道中挥锹自如，李师傅不住声的夸我能干。铁锹刮着砖壁，炉灰簌簌飞扬，汗水浸透衣背，脸上沾满黑灰，像个小煤工。可当我把整条坑道清理得干干净净，看着李师傅欣慰的笑容，心里竟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
我本想做个无名英雄，可终究没忍住——在班级“学雷锋标兵”的小红花榜上，我偷偷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对勾。那笔墨虽轻，却重若千钧。那一勾，是我与雷锋精神最初的约定，是少年心中悄然立下的誓言。
真正让这颗信念之种破土成林的，是我在抚顺发电厂工作时，第一次走进抚顺雷锋纪念馆的那天。
那是三月五日，春风初起，柳枝微绿。汽机分场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前往纪念馆参观。清晨八点，我们在矿务局医院门口登上一列老旧的小火车。车厢不大，座位寥寥，可男青年们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将座位让给了女同事。那一刻，没有口号，没有动员，只有无声的谦让，像春水悄然漫过堤岸，温暖而自然。
我身旁站着邹爱武。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上衣，颈间围着一条洁白如雪的围巾，发丝被风轻轻撩起，眉眼清亮，神情坚毅。她的眼神，让我想起电影《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那是一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光。
我忍不住打趣：“嘿，林道静女士，请您入座吧！也让我有个践行雷锋精神、做好事不留名的机会！”
她先是一怔，随即嘴角微扬，眼波流转：“那请问，你是英俊潇洒的卢嘉川，还是风度翩翩的于永泽呢？”
我一愣，随即笑道：“自然是卢嘉川了！”
她却轻轻摇头，认真道：“不行哦。雷锋叔叔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革命队伍里，本就该互相关心、彼此照应。我也要学雷锋，恳请革命战友杨庆柏同志，快坐下吧。”
我望着她，笑意未散，又试探着问：“那如果我是于永泽呢？”
话音未落，她已坦然坐下，神情自若，还调皮地眨了眨眼：“若是于永泽，我便不与你客气了。当年卢嘉川身陷险境，于永泽却将他撵出家门，致使卢嘉川落入敌手——你于永泽与我志不同道不合，自然不必相互关照啦！”
车厢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谁也没想到，这句玩笑话竟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整个车间。从此，“于永泽”成了我的绰号。每当有人喊一声“于永泽”，那段春日旅程、那份青涩而纯粹的情谊，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走进雷锋纪念馆，仿佛踏入了一段凝固的时光。两百余件展品静静陈列，每一件都带着温度与重量。那辆他驾驶过的卡车，车身虽旧，却依旧挺立，仿佛还承载着当年运送物资的使命；墙角那支冲锋枪，锃亮如新，映照出一个青年参军报国的热血身影；泛黄卷边的《雷锋日记》摊开在玻璃柜中，娟秀的字迹写着：“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灵魂最真挚的告白。
最让我动容的，是那双补丁摞补丁的袜子。针脚细密，洗得发白，却依旧完整。它不声不响地诉说着一种精神：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节俭与坚守。
我伫立良久，仿佛看见雷锋就站在我面前，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带着温和的笑容，轻声说：“同志，你也可以做到。”
那一刻，我心中燃起一股炽热的渴望。我回到厂里，郑重地向武装部递交了入伍申请书。可当得知大中专学生按规定不得应征时，我的心仿佛被重重击了一下，沉入谷底。
可我不甘心。
那一夜，我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纸上写下四个大字——“我要当兵”。血迹斑斑，却字字千钧。那是我用生命写下的誓言，是对信仰最赤诚的告白。可惜，命运未遂人愿。军旅梦终成遗憾，可那份为国为民的初心，却在我心中扎得更深。
年少时学雷锋，也曾闹过笑话。一次我高烧三十九度，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却想起雷锋带病坚持工作的事迹，竟误以为“出汗即退烧”。我强撑着身体，在厂里的凉水塔旁一圈圈奔跑。汗水浸透衣衫，体温暂时降下，可第二天却病得更重，被同事架着送进医院。医生一边打针一边笑：“学雷锋是好事，可不能拿命开玩笑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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