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县城的清晨总带着股冻人的寒意，风卷着沙粒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我和纪白早早起来，没去惊动客栈老板，先绕着县城主街走了一圈。整条街不过两三百米长，土坯房鳞次栉比，卖馕饼的、打马掌的、缝补浆洗的铺子挨在一起，空气中混杂着牲畜粪便、柴火烟和羊肉汤的味道。
纪白突然停下脚步，指着一家挂着“济世堂”木牌的药材铺：“楚明，你看这家铺子，门口的幌子上绣着朵东洋菊，跟兰州那个汉奸商人描述的‘佐藤’药箱标签样式有点像。”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铺子门脸不大，却收拾得干净，门板上还贴着张褪色的日文广告纸。
我们推门进去，药味呛得人直咳嗽。柜台后坐着个干瘦的中年人，穿件青布长衫，正低头拨弄算盘。见有人来，他抬眼打量我们，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二位抓药？”
“不抓药，”我靠在柜台边，掏出包旱烟慢悠悠地卷着，“跟掌柜打听个人。前阵子是不是有个姓佐藤的日本先生来你这儿买过药？”
中年人的手指猛地顿在算盘上，珠子哗啦一声散了架。他慌忙低下头去捡，声音发颤：“不、不晓得……日本人？咱这小地方哪来的日本人……”
纪白绕过柜台，拿起案头一叠账本：“掌柜的，这账本上上个月十五号记着‘东洋参十两，送至城西驿站’，可敦煌不产东洋参，这参从哪儿来的？”他翻开其中一页，指尖点在一串歪斜的批注上，“还有这行小字，‘佐藤先生嘱，工具箱按老规矩送’——工具箱里装的是什么？”
中年人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官爷饶命！官爷饶命啊！”他磕头如捣蒜，发髻都散了，“我叫李三，确实给日本人送过东西……可我也是被逼的啊！”
我把他拎起来按在椅子上：“说清楚，给谁送的？送的什么？”
李三抹着眼泪，断断续续道出原委。三个月前，一个自称“佐藤”的日本男人找到他，说要收购一批“特殊药材”，实则是让他帮忙转运切割壁画的工具和化学药剂。“他们给的钱太多了……”李三哆嗦着，“还有县衙的张师爷做保，说这事天知地知……”
“张师爷？”我和纪白对视一眼，果然有内鬼。这张师爷是县长的亲信，昨天在县衙见过，油头粉面的样子。
“工具送到哪儿去了？”纪白追问，“日本人现在在哪儿？”
“送、送到莫高窟北边的破庙了！”李三的声音抖得像筛糠，“佐藤先生说他们在那儿扎营，前几天还让我买了二十斤面粉送过去……”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示意纪白噤声，猛地吹灭油灯。门“砰”地被推开，两个蒙着面的汉子举着刀冲进来，刀刃在窗外天光下闪着冷光。
“李三！敢泄密就宰了你！”为首的汉子低吼着扑过来。我侧身躲过刀锋，抬脚踢在他膝盖上，他惨叫一声跪倒在地。另一个汉子挥刀砍向纪白，纪白虽不懂拳脚，却极灵活，抓起药柜上的戥子朝对方脸上砸去，趁他捂脸时躲到我身后。
我拔出手枪抵住跪地汉子的后脑：“把刀扔了！”那汉子浑身一颤，钢刀“哐当”落地。另一个汉子见状想跑，被纪白绊倒在地。我拧住两人的胳膊反剪在背后，用绑药材的麻绳捆了个结实。
李三缩在墙角瑟瑟发抖：“他们……他们是城西土匪窝里的人，帮日本人干活的……”
我撕开其中一个蒙面人的布条，正是昨天在县衙门口打盹的衙役！“县衙的人？”纪白惊道。那衙役啐了口血沫，眼神怨毒：“姓李的，你敢坏我们的事，县长饶不了你！”
这下证据确凿了。我让纪白看住人，自己快步跑到县衙。县长正在后堂喝茶，见我闯进去，拍着桌子嚷嚷：“楚探长，你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我把那衙役的腰牌摔在桌上，“县长手下的人，勾结日本人盗窃壁画，还想杀人灭口！这才叫成何体统！”
县长的脸瞬间变得铁青，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张师爷从里屋跑出来，看见腰牌，眼神慌乱：“大、大人，这……这肯定是误会……”
“误会？”我冷笑一声，“李三已经招了，还有这两个活口，要不要跟他们当面对质？”
县长颓然坐在椅子上，半晌才挤出一句：“楚探长，有话好说……好说……”他从抽屉里摸出个油纸包塞过来，“这点小意思，您和纪先生路上买茶喝……”
我一把推开他的手：“收起你的脏钱！马上派人跟我去济世堂，把人犯和证据带回县衙！”
回到济世堂时，纪白已经从李三嘴里问出更多细节：日本人以破庙为据点，每次作案都选在风沙最大的夜晚，用特制的化学胶水将壁画整幅剥离，再用骆驼运往沙漠深处。“他们还说……”李三怯怯地抬头，“说等这批货出手，就给张师爷一大笔‘辛苦费’，够他买几亩好地了……”
县衙的人姗姗来迟，看着被捆的衙役和李三，一个个面面相觑。我让纪白把搜出的账本和那截碎布收好，押着人犯回县衙。刚走到大堂，就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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