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七 ，起自公元公元662年（壬戌年）八月，止于公元670年（庚午年），共八年五个月。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壬戌年）
八月壬寅日，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时兼任同东西台三品，负责处理西台事务。
九月戊寅日，开始规定八品、九品官员穿绿色衣服。
冬天十月丁酉日，皇上前往骊山泡温泉，让太子监国；丁未日，皇上回到皇宫。
庚戌日，西台侍郎陕州人上官仪被任命为同东西台三品。
癸丑日，皇上下诏，决定在龙朔四年正月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还打算在来年二月前往东都洛阳。
左相许圉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出去游猎的时候踩踏了百姓的田地，田主很生气，许自然居然用响箭射田主。许圉师打了许自然一百板子，却没有把这件事上报朝廷。田主到司宪衙门去告状，司宪大夫杨德裔却不处理。西台舍人袁公瑜派人匿名上奏告发了这件事，皇上说：“许圉师身为宰相，欺负百姓，还隐瞒不报，这不是作威作福是什么！”许圉师谢罪说：“我身处宰相之位，一直秉持正直之道侍奉陛下，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才被人攻击。要说作威作福的，要么手握重兵，要么镇守重要地方；我只是个文官，侍奉圣明的陛下，只知道闭门自守，哪敢作威作福啊！”皇上生气地说：“你是嫌自己没兵权吗！”许敬宗说：“臣子做出这种事，罪该万死。”皇上马上让人把许圉师带出去。后来皇上下诏特意免去他的官职。癸酉日，封皇子李旭轮为殷王。
十二月戊申日，皇上下诏说，因为正在讨伐高丽和百济，河北的百姓为征役所累，所以封泰山和前往东都的计划都暂停。
风海道总管苏海政接到诏令去讨伐龟兹，皇上下令让兴昔亡、继往绝两位可汗出兵和他一起行动。到了兴昔亡可汗的地盘，继往绝可汗向来和兴昔亡可汗有矛盾，就偷偷对苏海政说：“弥射（兴昔亡可汗）要谋反，赶紧把他杀了。”当时苏海政手下只有几千兵力，他召集军中官吏商量说：“弥射要是真谋反，我们都得死，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杀了。”于是假传圣旨，说大总管要带着几万段丝绸赏赐给可汗和各位酋长，兴昔亡可汗带着手下前来领赏，苏海政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兴昔亡可汗的鼠尼施、拔塞干部落吓得逃走了，苏海政和继往绝可汗追击讨伐，平定了这两个部落。军队返回，走到疏勒以南的时候，弓月部又联合吐蕃的军队前来，要和唐军交战；苏海政因为军队疲惫不敢应战，就用军中物资贿赂吐蕃，双方讲和后返回。从此，各个部落都觉得兴昔亡可汗死得冤枉，对唐朝有了离心。不久后继往绝可汗去世，西突厥十姓没有了首领，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收拢了剩下的部众，归附了吐蕃。
这一年，西突厥侵犯庭州，刺史来济带兵抵抗，他对手下的人说：“我早就该死了，有幸被保全性命活到今天，现在应该以身报国！”于是不脱铠甲，直接冲向敌人，最终战死。
【内核解读】
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是唐高宗李治统治中期的关键一年，这段史料浓缩了唐朝朝堂权力运作、民生军事矛盾与西域治理困境，其背后的逻辑与教训，即便放在现代治理语境下仍具参考意义。
朝堂政治：皇权敏感与官僚生态的失衡
这一年的朝堂事件，最能折射出高宗时期的权力底色。许敬宗拜太子少师并 “知西台事”、上官仪跻身宰相，本质是皇权对中枢权力的重新布局 —— 许敬宗作为高宗信赖的 “亲信型官僚”，其快速晋升暗含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掌控意图；而上官仪的入相，虽未明说，但也可看作是对相权的补充与制衡。
真正暴露政治生态问题的是 “许圉师案”。许圉师之子仗势欺人、射伤田主，许圉师虽杖责儿子却隐瞒不报，本质是官僚家族的 “特权私域” 与百姓权益的冲突。但高宗的反应更值得玩味：他抓住 “作威作福” 四字大做文章，即便许圉师辩解 “文吏无兵，惟知闭门自守”，仍怒怼 “汝恨无兵邪”，最后在许敬宗 “罪不容诛” 的迎合下免其官职。这背后是高宗对 “宰相专权” 的深度警惕 —— 即便许圉师无实际威胁，只要触碰 “权力越界” 的敏感点，就会被严厉打压。而许敬宗的 “顺势落井下石”，则暴露了当时官僚体系中 “趋炎附势” 的生存逻辑：官员的荣辱不再完全取决于政绩，更取决于是否贴合皇权意志，这种生态显然不利于官僚体系的理性运转。
此外，“八品、九品衣碧” 的服饰新规，看似是礼仪细节调整，实则是通过视觉符号强化等级制度 —— 用服饰差异明确官员阶层，本质是为了巩固官僚体系的秩序，让权力等级 “可视化”，这与现代组织管理中 “职级标识” 的逻辑相通，但也暗含 “以形式强化权威” 的传统治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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