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梅愣了一下。
她在沈家二十七年了，从没过门就在这儿，生孩子在这儿，伺候公婆在这儿，开店也在这儿。她从没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她只知道，她男人的店，就是她的店。
这会儿建国一说，她忽然觉得，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她是老板娘。
她站在自己家的店里。
她男人在灶边炒菜，她大哥在柜台后算账，她婆婆坐在那儿收钱。
这是她的家。
她忽然笑了。
“行，”她说，“那我学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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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管账，管得极细。
每一笔支出，都要有票据。没有票据的，他记在一个专门的“待查”本上，月底之前必须对清楚。
每一笔收入，都要有记录。现金、粮票、外汇券，分开放，分开记，一分都不能差。
月底结账那天，他要在柜台后坐一整天。把当月的所有票据拿出来，一张一张对，对完装订成册，写上日期和页码，整整齐齐码在抽屉里。
春梅有一次翻那个抽屉，吓了一跳。
三十几个账本，按年月排好，从开店第一天到现在，一本不少。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着，封面上写着起止日期，字迹工工整整。
她抽出一本翻开。
里头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备注。有些地方有铅笔批注，字迹很小，挤在边角。
“这天多收了五分钱，次日退回。”
“这天少找了一毛，客人没要，记作小费。”
“这天赊账一笔，三日后还清。”
她看了很久。
这些账本记的不只是钱。是日子。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吃过的饭，那些发生在这间小店里的故事。
她把账本放回去，轻轻合上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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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和建国，兄弟俩分工极清。
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管灶，一个管账。井水不犯河水，各管一摊。
可也有例外。
那天来了个客人，吃完结账，说钱不够，先欠着，明天送来。春梅拿不定主意，去问嘉禾。
嘉禾正在炒菜，头也没回。
“问我哥。”
春梅又去问建国。
建国放下算盘，把那人打量了一遍。
五十来岁，穿着旧工装，手上满是老茧，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他站在柜台前，有些窘迫，眼神躲闪。
“多少钱？”建国问。
春梅说：“两块三。”
建国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块三，递给那人。
“这钱您拿着。”他说，“回去给您孩子买点好吃的。”
那人愣住了。
“我这……我是来结账的……”
建国摆摆手。
“账我替您结了。这钱您拿着，算我请的。”
那人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他把那两块三攥在手里，攥得死紧。
“您……您贵姓？”
建国说：“姓沈。”
那人朝他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春梅看着建国，不明白。
“大哥，您这是……”
建国回到柜台后，把算盘珠子拨了几下。
“那人我认识。”他说，“从前在粮站对面修自行车。六零年那会儿，他帮过我一个忙，没收钱。”
他没说是什么忙。
春梅也没问。
那天晚上结账，建国自己掏出两块三，放进了钱匣子。
嘉禾看见了。
“哥，那钱……”
建国没让他说完。
“公是公，私是私。”他说，“那两块三是我个人请的，不能走公账。”
嘉禾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看着他哥。
五十三了，头发白了，腰板还挺得直直的。算盘拨得噼啪响，一分钱不错，一分钱不贪。
他从十八岁就这样。
三十五年来，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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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管账，不仅管得细，还管得宽。
有一天，他发现账上有一笔支出，是买酱油的。那天的进货单上，酱油写着两瓶，可那天的流水里，樱桃肉卖出去了二十一份。
他算了算，二十一份樱桃肉，最少得用一斤半酱油。两瓶酱油才一斤，不够。
他把这事记下来，晚上问嘉禾。
嘉禾正在刷锅，听他问完，愣了一下。
“哥，您连这都算？”
建国说：“账要对得上。”
嘉禾想了想。
“那天用的酱油，是上个月剩的。没走账。”
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那这笔账得调。”他说，“把上月的库存算进去。”
嘉禾看着他哥，忽然笑了。
“哥，您这哪是管账，”他说，“您这是破案。”
建国没笑。
“账就是案子。”他说，“一分对不上，就是有问题。不查清楚，睡不着觉。”
嘉禾把锅刷干净，挂回钩上。
他走到柜台前，挨着他哥坐下。
“哥，”他说，“您在粮站那会儿，也这么查？”
建国说：“更严。”
嘉禾没说话。
他知道他哥在粮站那些年，经手的粮食够全北京吃一年。一粒都不能少，少了就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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